> 我问他:“你是不是和李之白在圣地亚哥认识的?”
他的脸耷拉得老长,“你怎么知道?”
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我是李之白的心理医生。他这时才感到意外:“那么说李之白把真相告诉了你?”
“是的。他向我叙述他在圣地亚哥的故事时,提到了你。犹太人,画商,住在纽约,名字又相同。我估计那人便是你。你愿意到咖啡店坐坐吗?”他接受了我的邀请,但他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空余。
附近没有咖啡店。我们在一家肯德基炸鸡店买了咖啡,走到二楼,坐在一个临街明亮的角落。从落地窗口往下眺望,一抹淡淡的阳光,披撒在街道上。分隔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东河,在微风吹拂下闪烁着波光,和对岸高楼大厦的玻璃反光一起,弄得我们有些刺眼。河里走动的轮船冒着烟,堤岸上的人们徐徐漫步,给这静止的落地窗赋予了一种真实的生命,带着点灿烂,带着点温暖。然而,这灿烂,这温暖,也是淡淡的,与世无争。
面对着窗外景色,我心里像东河的水面阵阵涟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你怎么了?请我来聊又不说话了?”格雷注视着我问。
“对不起。人的心情有时实在是很怪,不受主人的控制。”我记得有一次听李之白叙述完他在加州和兰德的经历,我也是这样,李之白期待着我的咨询,我却沉默无言了好久。
我想起李之白告诉我的他在圣地亚哥过新年早晨做的那个梦。我把那个梦转述给格雷听:“李之白那个梦以变形歪曲的视觉想像,揭示了他意识到自己同性恋后的内心活动,揭示了他对美国男人爱恋的一开始就隐藏着对神秘未来的不可知、悲哀和忧虑。”
格雷点点头,“理智和爱欲较量时,我们会被后者打败。人毕竟是按照自己的欲望来生活的。一旦观念改变,一旦环境许可,只要人有所选择,人多半服从欲望。这是做人的基本。只是人不愿承认,只是我们压根儿不想低估我们的理智。”
我非常同意格雷的说法,“爱欲的力量,使人把自己最直接的本能从良知中割开。为了使这种分割不伤害冠冕堂皇的面具和尊严,人把爱欲合理化,把言行赋予令人向往的英雄或前卫的色彩。从鼎鼎大名的亨利·米勒到同性恋诗人金斯堡哥儿们,从我们祖宗皇上到早年政党领袖,早已这样做了。拥挤的人群中,大家正在这样做。如今中国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正是当年亨利·米勒和金斯堡哥儿们言行的当代翻版。李之白是这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只不过带着他个人的奇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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