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上争论是有必要的,也是应该的。争论时,出言不逊、得理不饶人是绝对不可取的态度。不过既然是争论,绝对不刺伤对方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双方要有容人的雅量,不要因为争论而心生芥蒂。
司马光与王安石交往数十年,他自认为和王安石是益友。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赞赏的诗赋。王安石与司马光友谊的顶点是在他们共同担任官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起初,两人因性情相投,来往十分密切,就连租房子,王安石都要和司马光做邻居。然而,不久之后,两人因各持不同的政见,渐渐产生了分歧。
1067年,宋神宗继位。在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上,王安石与司马光第一次发生争论。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已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接受了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任命的。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确实不好,但这并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善于理财的能人。
司马光则认为,所谓善于理财的能人,用的方法不过是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的赋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的人,能够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使国库充盈起来。”
司马光不以为然,说道:“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赋税的办法更恶劣。当年,桑弘羊之流巧舌如簧,蒙骗汉武帝时,用的就是这套说辞。”
由于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进行变法,这就是“熙宁变法”。
司马光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发现改革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时,他开始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作为好朋友,他三次给王安石写信,劝王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此“以尽益友之忠”。
王安石在与宋神宗的谈话中,力排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好友,又“赐之诲笔,存慰温厚”。眼见无法改变局面,又与王安石因变法之事绝交,司马光坚持辞去了枢密副使的职务,离开权力中心,来到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专心修史。
虽然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破裂,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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