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所助者信’,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今公对清室则近篡位为不顺;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天怒人怨,不助不佑,不吉不利,公之近状,必无幸免矣!”
这话在康有为看,是幸而言中,何肯管此闲事?此外伍廷芳敬谢不敏,唐绍仪反唇相讥,汤化龙力劝引退,张謇则婉转陈词,亦无非劝袁世凯急流勇退而已。
最使得袁世凯寒心的是,他原寄望于一手培植的江苏督军冯国璋能听从他的要求,联络未独立各省的督军、巡按使通电拥袁,好作为他恋栈的借口。哪知冯国璋的答复是:“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趁早“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又说:“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生”,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凯不辞大总统,不“推让治权”,他为了公义,亦会举兵讨伐。
至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提出的休兵条件,一共六条。前四条为:袁世凯于一定期限内退位,可贷其一死,但须驱逐至国外;依云南起义时的要求,将筹安会“六君子”以及劝进最力的段芝贵等七人,即所谓“十三太保”,明正典刑,以谢天下;帝制筹备费及袁世凯用兵西南的军费,共约六千万,应抄没袁世凯及“十三太保”的家产赔偿;袁世凯的子孙,三世剥夺公权。
见此光景,徐世昌才知道局势的棘手,超过想象不知多少倍。袁世凯一着错,满盘输,摆在面前的是一局死棋。
“死棋肚里有仙着”,徐世昌自以为找到了起死回生的一着棋。他派密使到江苏徐州、安徽蚌埠,跟长江巡阅使“辫帅”张勋、副使兼安徽巡按使倪嗣冲去联络。张、倪二人,深表赞成。于是徐世昌派梁士诒、张镇芳二人去走这步棋。
梁士诒与张镇芳相约,一个走外线,一个走内线。
负责走内线的张镇芳,由于是袁世凯的至亲,所以兼理他的家务,在“洪宪”那几天,等于“总管内务府大臣”。他手下有个得力的管事名叫郭世五,跟溥仪的生父醇亲王载沣的管家张文治是好朋友。张镇芳由郭世五通过张文治,搭上了“内线”——醇亲王的福晋,也就是溥仪的生母瓜尔佳氏。
她是荣禄的女儿,由慈禧太后指婚为载沣的嫡福晋。她跟她丈夫的性情不大相同。载沣在辛亥那年摆脱了“摄政王”的衔头,回家很轻松地对他妻子说:“从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醇亲王福晋气得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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