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基本是赞助与鼓励的。徐树铮便去见小幡，一改对建川有所保留的态度，首先提到康有为在复辟时，由美国公使伴同，由北京抵天津，转乘外国轮船，抵达上海，他要求小幡亦能特别予以这样的援助。

“如果可行，我乐于相助。只是在我们答复贵国外交部的照会中已声明两点：第一，你们不得干预一切政治；第二，断绝外面交通。如果我公然陪你到天津，是很明显地违反了自己的诺言。贵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我们很难解释。”

“这样说，我是绝不能离开贵使馆的了。”

“如果你自己有办法脱离，我们可以装作不知道。”

这是暗示，只要不动用日本官方的力量，日本公使馆不会加以干涉。徐树铮心想，日本官方的路子走不通，不妨找日本的居留民。

于是想到一个朋友，此人叫加藤定吉，是日本宪政会的代议士，但在中国经商，在东交民巷开了一家专营杂货的加藤洋行。当即向建川要求，希望能跟加藤作一次会晤。

就在这一次会晤中，商定了办法。当然，建川的同意是必要的。

“要瞒过城门密探的耳目是绝不可能的，这个办法虽笨，倒值得一试。”建川在听取了徐树铮的计划以后说，“不过，必须先请示司令官。”

建川要求北京守备队长镰田中佐，亲自到天津向南次郎报告。南次郎表示，如果出事，司令部决不承认事先知道计划，一切责任要镰田担负。因为他是“北京守备队”，有不使日本在北京的机关及侨民发生任何意外的全责。

正当镰田踌躇不定之际，驻屯军司令官的会计部门主管，名叫小野寺的“主计正”，悄然来访。他说他是奉了南次郎的密令，特来相助。但有个条件，如果行藏败露，需要镰田出面，一肩担承，与司令部毫不相干。

这就很明白了，如果这件事做成功，南次郎会记他一功。这个险是值得冒的，镰田一口答应，又问小野寺如何相助。

“这要看你。”小野寺答说，“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要人。”镰田用征询的语气说，“能不能请你带一件行李？”

“是怎么样的行李？”

“一只柳条筐。”

小野寺想了一下，毅然同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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