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境界,永存于人类记忆之中。
不但孔子,即先秦诸子,亦无不如此(道家无论已,即最切实际的法家亦然。如《管子》亦将皇、帝、王、霸分别治法的高下;《史记·商君列传》亦载商君初说秦孝公以帝王之道,秦孝公不能用,乃说之以富国强兵之术都是)。这不是少数人的理想高尚,乃是受了大多数人的暗示而然的。人类生当此际,实应把其所以致此之由,彻底地加以检讨,明白其所以然之故,然后将现社会的组织,摧毁之而加以改造。
这亦非古人所没有想到,先秦诸子,如儒、墨、道、法诸家,就同抱着这个志愿的,但其所主张的改革的方法,都不甚适合。道家空存想望,并没有具体实行的方案的,不必说了;墨家不讲平均分配,而专讲节制消费,也是不能行的;儒家希望恢复井田;法家希望制止大工商业的跋扈,把大事业收归官营,救济事业亦由国家办理,以制止富豪的重利盘剥,进步些了。然单讲平均地权,本不能解决社会的经济问题,兼讲节制资本,又苦于没有推行的机关。
在政治上,因为民主政治废坠得久了,诸家虽都以民为重,却想不出一个使人民参与政治的办法,而只希望在上者用温情主义来抚恤人民,尊重舆论,用督责手段,以制止臣下的虐民。在国与国之间,儒家则希望有一个明王出来,能够处理列国间的纷争,而监督其内政;法家因为兴起较后,渐抱统一的思想,然秦朝的统一和贵族的被裁抑,都只是事势的迁流,并不能实行法家的理想,所以要自此再进一步,就没有办法了。
在伦理上,诸家所希望的,同是使下级服从上级,臣民该服从君主,儿子要服从父亲,妇女要服从男子,少年该服从老人。他们以为上级和下级的人,各安其分,各尽其职,则天下自然太平,而不知道上级的人受不到制裁,决不会安其分而尽其职。
总而言之,小康之世,所以向乱世发展,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世运只能向前进,要想改革,只能顺其前进的趋势而加以指导。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最看得出社会前进的趋势,然其指导亦未能全然得法。他家则都是想把世运逆挽之,使其回到小康以前的时代的,所以都不能行。
虽然如此,人类生来是避苦求乐的,身受的苦痛,是不能使人不感觉的,既然感觉了,自然要求摆脱。求摆脱,总得有个办法,而人类凭空是想不出办法来的。世运只有日新,今天之后,只会有明天,而人所知道的,最新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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