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渐次形成,影响及于选举,高位多为贵族所盘踞,起自中下阶层中较有活气的人,参与政治的机会较少,政治自然不免腐败。
如上章所述,三国时代,南方士大夫的风气,还是颇为剽悍的。自东晋之初,追溯后汉之末,不过百余年,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人物,未必无有(晋初的周处,即系南人,还很有武烈之风)。倘使元帝东渡以后,晋朝能多引用这一班人,则除为国家戡
两汉时儒学盛行。儒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颇笃于君臣之义的。两汉时,此项运动,亦颇收到相当的效果。汉末政治腐败,有兵权的将帅,始终不敢背叛朝廷(说本《后汉书·儒林传论》)。以魏武帝的功盖天下,亦始终只敢做周文王(参看《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是年十二月己亥令,这句句都是真话),就是为此。司马氏的成功是狡黠而不知义理的军阀得势(《晋书·宣帝纪》说:“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司马氏之说可见),自此风气急变。
宋、齐、梁、陈之君亦多是如此。加以运祚短促,自不足以致人忠诚之心。门阀用人之习既成,贵游子弟,出身便做好官,富贵吾所自有,朝代变换,这班人却并不更动,遂至“忠君之念已亡,保家之念弥切”(说本《南史·褚渊传论》)。中国人自视其国为天下,国家观念,本不甚发达;五胡乱华,虽然稍稍激起民族主义,尚未能发扬光大;政治上的纲纪,还要靠忠君之义维持,而其颓败又如此,政治自更奄奄无生气了。
秦、汉时虽有所谓“都尉”,调兵和统率之权,是属于太守的。其时所行的是民兵之制,平时并无军队屯聚;一郡的地方太小,亦不足以背叛中央;所以柳宗元说“有叛国而无叛郡”(见其所著《封建论》)。自刺史变为州牧而地盘始大;即仍称刺史的,其实权亦与州牧无异;郡守亦有执掌兵权的,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晋武帝深知其弊,平吴之后,就下令去刺史的兵权,回复其监察之职。然沿袭既久,人心一时难于骤变。平吴之后,不久内乱即起,中央政府,顾不到各地方,仍借各州郡自行镇压,外重之势遂成,迄南朝不能尽革。
自秦、汉统一之后,国内的兵争既息,用不到人人当兵。若说外征,则因路途窎
晋初五胡的形势,是如此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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