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的,而其治世的方法,则根本不可用。不过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只能在先秦诸子和玄学、佛学两种思想中抉择去取,融化改造,是只能有这个结果的,而文化进化的趋向,亦就不得不受其指导。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政治上的纲纪所恃以维持的,就是所谓君臣之义。这种纲纪,是要秩序安定,人心也随着安定,才能够维持的。到兵荒马乱,人人习惯于裂冠毁裳之日,就不免要动摇了。南北朝之世,因其君不足以为君,而有“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的贵族。到晚唐、五代之世,此种风气,又盛行了。于是既有历事五朝而自称长乐老以鸣其得意的冯道,又有许多想借重异族,以自便私图的杜重威。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如何可以一朝居?所以宋儒要竭力提倡气节。
经宋儒提倡之后,士大夫的气节,确实是远胜于前代。但宋儒(一)因其修养的工夫,偏于内心,而处事多疏。(二)其持躬过于严整,而即欲以是律人,因此,其取人过于严格,而有才能之士,皆为其所排斥。(三)又其持论过高,往往不切于实际。(四)意气过甚,则易陷于党争。党争最易使人动于感情,失却理性,就使宅心公正,也不免有流弊,何况党争既启,哪有个个人都宅心公正之理?自然有一班好名好利、多方掩饰的伪君子,不恤决裂的真小人混进去。到争端扩大而无可收拾,是非淆乱而无从辨别时,就真有宅心公正、顾全大局的人,也苦于无从措手了。所以宋儒根本是不适宜于做政治事业的。
若说在社会上做些自治事业,宋儒似乎很为相宜。宋儒有一个优点,他们是知道社会上要百废俱举,尽其相生相养之道,才能够养生送死无憾,使人人各得其所的。他们否认“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的苟简心理,这一点,的确是他们的长处。但他们所以能如此,乃是读了经书而然。而经书所述的,乃是古代自给自足、有互助而无矛盾的社会所留遗,到封建势力逐渐发展时,此等组织,就逐渐破坏了。
宋儒不知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正和这一种规制相反,却要借其所主张的道德、伦理和政治制度之力,以达到这一个目的。其极端的,遂至要恢复井田封建。平易一些的,亦视智愚贤不肖为自然不可泯的阶级,一切繁密的社会制度,还是要以士大夫去指导着实行,而其所谓组织,亦仍脱不了阶级的对立。所以其结果,还是打不倒土豪劣绅,而宋学家,特如其中关学一派,所草拟的极详密的计划,以极大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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