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政不给钱了，说既然不搞群众文化，还不如砍了省事，反正是没刊没号的屁报。老张编了二十几年的小报，这一砍，把他的一条老命都差一点砍掉了。

“你看看，”陈馆长有无尽的苦恼要跟我诉说，“钱没钱人没人，这个馆长可怎么当哟？”好在有一把旧二胡可以用来倾诉浩渺的心事，假如二胡说不完陈馆长的痛苦，他还有消愁的一招：找几个老哥儿们杀狗，两碗老酒下肚，什么钱呀人呀，全扯蛋到九霄云外去了。

陈馆长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文化馆要是来一个女孩子就好了，女孩子心思单纯，做事细致，小鸟依人，想飞也飞不高。”

有一次我问他，“你是不是看上哪个女孩子了？”

陈馆长收好二胡的马尾弓，抬头跟我挤眉弄眼，“是啊，比如师专的花季就不错嘛。”

我忽然明白陈馆长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了，因为他知道我跟花季的关系。

2、花季

自从高一那年有了桃花梦，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因为我既没有听课也没有做作业，在教室里尽读一些杂七杂八的书。老师对我无可奈何，我不闹事，也没有恶习，也不是不读书，只是不读课本。后来发展到一种程度，下课铃一响我就出去，别的同学全都还在教室写作业，我一个人在食堂吃饭。老师从不管我，那些险象丛生的作业我根本做不来，这一点，每一个老师都心知肚明。

勉强念完高中，什么也没考上。但我不愿意复读，复读也没用，整天在家无事可干，抓一本闲书发呆，看着太阳从西墙晒到东墙。那时候我妈还在师专食堂上班，除了唉声叹气她什么也管不了我。这样迷迷糊糊地玩了两年，一天，一个在厦门玻璃厂打工的同学写信给我，说厂里还在招工，如果我想去他会给组长介绍。跟我妈要了几百块钱，擦一擦她用的一个人造革皮包，准备去车站买票。这个人造革皮包陪伴我妈几十年，小时候，她一下班我就接过它，因为包里可能藏有一个馒头或者花卷。

开往厦门的中巴车空空荡荡的，除了司机和后排的两个老太太，就是二号的我和一号的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女孩子。两个老太太吃了晕车丸，车一动就呼呼大睡，司机没有说话的对象，这样，车上就有点儿怪异，到处是空座位，一男一女却挤在一堆。司机从后视镜窥探我们，他拿不准我们是什么关系。女孩子靠窗，她几次站起来往后张望，考虑要不要坐到别的空位去。

她细细的脖子和尖尖的手指让我心动了一下，“你也去厦门？”我有点儿好奇，“你这么小不可能去打工，现在又不是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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