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说起话来理不直气不壮。我收好手机说:
“我先送你回家。”
“不。”劫波嘟起嘴,“就是去死我也要跟着你。”
“胡说。”
“知道了,肯定是会女人,我更要去,就不信哪个妖精比我更迷人。哼。”
“胡闹。”我打开来电显示给她看,“是你大姐,桃汛。”
送劫波回陶家,再七弯八拐赶到鞋匠家,桃汛的泪都哭干了,满脸是干涸的泪痕。事情是这样的,芽芽课后留在实验小学练电子琴,回家途中意外发现她的鞋匠爸爸闪进一家发廊里,芽芽猛喊“爸爸爸爸”,不料,鞋匠冲出来给芽芽一个响亮的耳光。
“叫魂啊,老子还没死呢。”
芽芽背负沉重的电子琴一路哭回家,桃汛怎么气得过。见了我,桃汛伸出舌头,上面满是倒刮刺,长满白色舌苔,一枝廉价自卷烟粘在舌尖上。
“这个狼心狗肺的,当年穷得屁股沾稻草,说句良心话,不是我这个文盲瞎了眼,连狗嬷都不愿睡到他床上。现在可好,标了几个会钱,天天晚上出去鬼混。呜呜呜,他是越来越过分了,竟敢出手打女儿。你看看,哑巴你看看,这脸上的五个手指印,沉都沉不了。”
“芽芽带路,我去找他回来。”
我仅仅一个多月没来送气,闸口巷已经面目全非,普通人家的日用百货不见了。路灯都不亮了,两边店面一律的红色灯光,暧昧的灯光透过玻璃滤出来,将整条小巷染得一片通红。款式各异的高档摩托塞满了小巷,电视机发出的豪言壮语、录音机播放的流行歌曲、男人的大笑、女人的尖叫,嘈杂的声音淹没了我,我的头都晕了,骑在车上醉汉似的东弯西拐。
这个鞋匠,哪里有男人的样子?没有堂堂的相貌不说,没有目标,也没有想法;既没有对老婆的爱惜与尊重,也没有对家庭基本的责任。除了怀里有一大把钞票,什么也没有。
“这里这里,”芽芽指证说,“我认得到,有九友两个字的。”
停下车,我顺着芽芽手指的方向一瞪,果然有不干胶“染发”脱落而成的“九友”字样。我拍拍芽芽的脑袋,“你守车,我进去。”
发廊里巨大的镜子前只坐着一个女人,脸色粉白、嘴唇红艳,光线太暗,我无法判断她的年龄。见有男人进来,女人撂下指甲油瓶子,起身一笑,踢一踢舌头说:
“先生按摩吗?很舒服的。”
我四下巡睃,没理她。女人把我的冷漠理解成默认,说声“跟我来”,就掀开门帘进了一间包厢。我跟了进去,女人拉亮灯,迅速将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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