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对自己的产品心里有数,当然不肯轻易认账,只说他们要调查一下。这样那位朋友便又到报社找了徐冬,徐冬便装模做样带着摄影记者,又是采访消费者,又是采访厂家的,成稿后又给了我一份,这样我们两家媒体就同时给“劣质沙发”曝了光。
徐冬是拿了人家三万块钱的,他一个子儿也没打点领导,只是找了另一家媒体花了两千块,那家媒体的记者便是我了,余下两万八他全揣进了自己腰包。可就在他得意点钱时,XX品牌沙发的厂家也在酝酿反击,因为“劣质产品”被曝光后,消息很快被各大网站转载,给他们的销售带来了恶劣影响,半月内的直接损失就达100余万元。不明不白地吃了个哑巴亏,他们当然不肯罢休,便拿着劣质沙发去有关部门检验,结果发现,劣质问题纯粹是人为故意制造的,原来是有人恶意诋毁,他们就向警方报了案。警方传唤了李某的那个朋友,其很快就招认了,李某又供出了徐冬,三人很快被行拘,接着就被批捕了……
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徐冬的老婆讲完故事,我惊出一身冷汗之余,也为一个问题而困惑:徐冬为什么不拉我这个好哥们儿一起参与策划行动呢?只是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了一篇稿子,他是不是早就想到了会有这一结果?凭着他那灵光的脑瓜,他应该能想到的,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他是在冒险一试啊!他这险冒得也太不值了。
徐冬的过分之举确实很不光彩,且这种不光彩还连累了我,我能想象得到,省城媒体同仁,包括我原单位的同事,会怎样地把我妖魔化,我本打算每回一次就邀一些人喝酒的,看来这个愿望以后不大好实现了。但我还是要来看徐冬,不只是因为他曾是我的好哥们儿,那个沙发厂商李某,本就不认识我,一定是徐冬在面临审讯时咬死了我不知情,也没给我钱,我才没扯进案子里去,警方也才简单向我核实了一下,就凭这一点,徐冬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我不但要和他继续哥们儿,而且还要哥们儿到死。
那天和徐冬的老婆通完电话,我又用手机给刘大军打电话,他是法制报记者,司法口的关系多,我想让他安排一下,我好去看守所探望徐冬,我开始是想找张兵的,但一想他是铁路警察,根本管不着这段儿。当时,刘大军接电话一听是我,就有些犯傻:“你没出事啊?”我说:“我在北京好好的,会出什么事啊?”他就说:“你不知道方舟,省城议论你和徐冬都开锅了,说你俩都被警察抓起来了,连电话都被监控了,吓得我这阵子没敢给你们打电话!”我说:“没这么夸张吧?再说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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