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中国学术界更为尴尬的是——说出来许多学术圈外的朋友可能都不相信——他们没有能力鉴别一个研究成果的好坏。中国人似乎失去了判断什么可以“一句顶一万句”的能力。许多科研机构就干脆以数字作为评价标准，比如，规定评教授必须发表多少万字的论文，如果你去问一个科研机构的相关部门为什么不把质量作为评价标准，他们很可能会反问你“请你告诉我们，怎样判断质量？”与这种做法一脉相承的是——这事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两年中国要搞“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将几所大学合并成一所更大的大学。

如果你把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论文悄悄地翻译成中文，然后拿到中国来评奖。我可以保证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得奖，也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由于对“经济理性”这一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提出了挑战，并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消息传到中国，中国经济学界之前听说过卡尼曼这个名字的恐怕只能以个位数计。可是我们不去反思为什么一个1979年就已经发表的、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二十多年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相反，有人去警告中国经济学界不要“跟风”。一位网友评价这个“跟风”警告时说，“跟风是在搞清楚风向之后才会发生的，在连风向都搞不清楚之前，请不要奢谈什么跟风”。

看来我们是真的失去了“理性”。

一支由业余选手组成的科研队伍

近几年，对于“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有过多种反思。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反思中鲜有提到科研人员自身的，好像这件事与他们无关。今天，我就来摸一下这只老虎的屁股。

如果说中国的体育是拿职业选手和人家的业余选手竞争；那么，中国的科研则是拿业余选手和人家的职业选手竞争。输，那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

今天有相当一部分中国科研人员，脑子里两件最重要的事是：升官和发财。升官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再伟大的天才，在中国只要一当上官，就基本可以宣告他的学术生命的结束。我就不展开了。发财我手边刚好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大学教授朋友，真正的聪明绝顶，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聪明的人。可惜他把全部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放在股票上，从真正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硬是炒到腰缠万贯的大款。

我到国外访问，发现国外同行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学术。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访和两位同行在一家餐厅热烈讨论到深夜一点的情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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