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任何侥幸的机会。不光教员盯着,其他尚未轮到的学员为了减少留给自己的时间,也跟着找茬儿挑刺儿。这么一来,几乎没人能一次过关,不是认识不够深刻,就是避重就轻,没有革自己灵魂深处的命。
一排的晚汇报最惊心动魄,听每个人的发言,都觉得他那罪过足够五马分尸下油锅了。可就是这样耸人听闻的发言,还是得天天重复,直到确信自己诚如自己所描述的那么可恶。
实际上干校学员的成分也是有区别的,被分在一排的,大都是些戴了帽子的牛鬼蛇神。有反动学术权威,反党集团骨干,历史或现行反革命,还有像霍光德这样的“五一六”分子。当然,被分在其他排的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被“上调”到一排去。
嘶叫无声 七(5)
和其他几个排相比,干活的时候倒也没太大区别,最多就是身边多几个干部看着。可涉及其他待遇,就明显不一样了。在炊事班干过的林仪很清楚,供应给一排的伙食与挑到猪圈去的饲料十分相似,甚至更差些也不一定。有一次霍光德经过仔细比较,把猪食换到自己碗里,被人发现了。批斗会上场长直拍桌子,怪不得咱这儿的猪瘦得跟耗子似的,原来是你监守自盗。霍光德因此被隔离学习了两次,从此再也不敢占猪的便宜了。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一排的出勤率越来越低,不断有人被送到附近的公社卫生院去。后来接诊的病人多了,卫生院的几个赤脚医生熟能生巧,只要见干校送人过来,看都不用看就开处方,二斤乩米,两个鸡蛋,休息一周。
后来有个中文系的老教授也被送去了,给他看病的那位赤脚医生上学时曾读过他的散文,也许出于崇敬,便悄悄把他接回自己家。老母亲为人热情,像当年款待红军似的,把偷偷藏着的一小块陈年腊肉也拿出来,还宰了家里一只三个月大的小公鸡。老教授受了如此款待,回到干校以后竟再也无法忍受,一天深夜,他用行李绳把自己吊在了茅房里。
此事一出,场长下令禁止再往卫生院送人。三排有个学员是学院医务室的大夫,场长叫人在炊事班旁边给他盖了间小屋,挂上了医务室的牌子。
从天不亮就出工,直到半夜晚汇报结束,学员的日常作息安排得很满。这么一来,肖红军姐妹和其他学员的子弟便成了没人管的野鸭子。
肖红军还没满周岁的时候,曾随父母回过一次肖学方在苏北的老家,那以后就再也没到过农村。一到干校,她发现这儿正是自己心里所幻想和渴望的。山望不到边,幽暗的、随风低语的树林里似乎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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