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就无从考查了。反正我跟我们公司那几个老员工一样,蛮尊重梁锐的个人隐私,因为我也对李某人和段某人反复交待过:“这事儿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别再透露给其他人了!”
在进千寻后的头三个月,我跟其他四个处在试用期的员工一样,很难有得到重用的机会——当然,修远给过我一次,是我自己表现奇差,给演砸了,以至于将那次大好时机白白葬送。
修远对我的态度看似跟从前没什么两样,他仿佛也没向任何人透露,那天加班是他替我完成了任务,但我已经敏感到,他偶尔落在我身上的目光里,如今掺杂了更多的猜疑和不信任。
“那天来参加笔试的,到底是不是她?是不是她?”我仿佛能听到发自他内心的,这句反反复复的疑问。
然而我咬定青山,誓死要将这个疑团变成不解之谜!
于是,我忍耐着,等待着,同时,又像伊拉克人民渴望和平那样,期盼着那个决定性时刻的到来。
那个时刻降临在我试用期将满的前三天。
那天,加拿大一所大学的校长到上海某大酒店,参加由千寻出国组织的一次留学说明会——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千寻都要组织这样的例会。会后,校长又应邀来到我们公司,与那些对去加拿大有意、无意或一直在观望,态度摇摆不定的中国人进行座谈。
座谈会在公司的会议室举行。我走进那个大房间的时候,里面已经挤了满满一屋子人。满头灰发的校长显然是那种特有演讲欲,且观众越多越亢奋的人——面对无数双为去加拿大而望穿秋水、望断青春的眼睛,他再也无法按捺胸中澎湃的激情,索性离开座位,一边慷慨陈辞,一边四肢并用地绕场而行。
他用自己浑厚的西方男人的嗓音,向一张张热切又迷茫的东方面孔讲述那个曾经梦般遥远的国度;他用自己悦耳的英语和动听的词汇,描述他眼中天堂般的加拿大,直到身心陶醉,不能自拔。
只可惜,他今天面对的观众是矜持而含蓄的中国人,他们本性的内敛加上对他过于夸张的“表演”,他们的理解只能停留在似是而非的程度上。所以,他一直期待的热烈反应迟迟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出现。
但他仍然带着十二分的热情,一遍遍向他的观众询问同一个问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呀!咱们交流交流!”
回应他的仍然是那几个千篇一律,他已解释过无数遍的问题。
我注意到,他那蓝中带绿的北美人的眼睛里,失望在一点一滴地变浓。
修远也注意到了现场的冷清,于是不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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