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机构健全、功能齐备的小型地下出版机构。那些挂着通联部、采编部、出版发行部、社会事业部、编辑部、广告设计部、人事培训部、财务部、办公室、艺术中心招牌的办公室,设备先进,工作秩序井然。完善的规章制度,严密而合理的分工,体现了管理的科学和现代化。而这里推出的一本本打着各类正式出版单位、香港出版单位的画册,就是暴敛来的社会财富。因为其严谨、规范,欺骗性才更大,工作效率才更高。这是一个奇怪的“二律背反”的现象,因为为自己敛钱的动力来自于贪得无厌的私欲,才能使聪明和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利益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下,其工作节奏才更紧张,管理模式才更合理,分配方式才更灵活,其效率原则才体现得更充分。
当我们不少的国家出版单位,靠自己的能力已难以在社会立足,仅靠出卖国家授予的专有出版权才得以苟延残喘时,类似像宋仁善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农民却能卓有成效地管理着如此完备的出版机构,应当说也是改革开放年代的“奇迹”。这有如一块功能齐全、性能良好的钟表,虽然它的牌子是假冒的,类似于精工伪仿的劳力士全自动金表,内部结构精巧,走时准确是毫无疑问的,戴在东方道宽主编的手腕上,随着他那点石成金,撒豆成兵的手腕不停地晃动而按程序有效地动着。其中的秘密:一是资金雄厚,尽管这钱来路不正,却是借助政府部门的权威得以完成其原始积累,现已步入资本运营的良性循环阶段;二是收罗了一批新闻出版部门离退休的高级人才,聘以重金,授予高位,其编辑部的人员全部拥有高级职称。那些满头银发,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仪表堂堂,才华出众的高级记者、编审、副编审们有的在离退休前就身居要职,有着广泛的权力交际网络,所拥有的无形人际关系资源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宋仁善的聪明之处是将这些无形的资源开掘出来为己所利用,他就不仅仅是一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而且是一个拥有广泛社会网络及超经济政治背景的出版社领导。他的公司运作是一种经济行为,而其使用的手腕却是一种高级政治谋略。当这些新闻出版单位有名望的记者、名牌出版家,为了区区每月1000多到2000元薪水就精心周到地为宋仁善设计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制度和科学规范的程序,小心谨慎地规避着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对出版业的监控。无疑他们已成了为宋仁善非法出版犯罪活动效劳的走卒和帮凶。无疑这些出版体制内部体面的高级帮凶,对国有出版体制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因而对症下药地利用这些弊端,规避国家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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