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一天(全文)第11部分

年代，医生月工资只有不到100元钱，但医生从来不拿红包，年底时各大工厂会宴请医生吃饭，夏天还送来工厂自制的汽水。社会无比尊重这一群体，很少听到病人告医生，常常是病人的父母在出现医疗事故时安慰医生放下包袱，感谢医生尽力了。

不平凡的一天我每天要跑三个地方：华侨病房、高干病房及普通病房。在普通病房完成早交班后，即小跑到300米外的华侨病房。那里每天住着几十个华侨及外国病人，都是慕吴孟超教授的大名来的。豪华单间内多有家属陪同，除写病例及病程记录外，我要花很多时间回答家属提问。500米外的高干病房条件较差，只装修了三间空调房间，为吴教授的手术病人专用。

吴孟超教授作为负责医疗教学的副校长，每天下午在大学校办开会办公，傍晚来查房，再确定第二天的手术病人。常常在调整手术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我必须马上与手术室商量加手术，与血库商量备血，找病人家属谈话，下医嘱备皮、禁食等等，第二天早交班后，再跟随吴老手术。每每手术顺利完成后，在更衣室内，吴老总奖励我一根香烟，让我同他一起美美地深吸几口。

1988年的一天早上，我开始为一位特殊身份的病人做术前准备。他叫宦乡，是我国当时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他180厘米以上的个子，留着描写鲁迅的那种平头，目光炯炯，声音浑厚，笑声爽朗，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提问、倾听及看书。宦老已80岁了，在肝右叶发现了占位性病变。

我整理好病历，像往常一样到了院办小会议室，心血管科、呼吸科、麻醉科的专家都在场，由我向上海市委领导汇报手术准备情况，这样的汇报已有过数次。

回到病房，宦老像往常一样迎接我，我们向他隐瞒了病情，“骗”他患的是血管瘤。这是惯例，但很痛苦，因为我们在骗病人，更何况骗的还是一位我尊敬的长辈。他很配合地躺下，我为他备了皮，他风趣地问我多长时间剃下的毛会长出来。

下午，汪道涵同志来了，他们谈论着一个秘密行动，由宦老带队，同汪道涵及钱伟长一起赴新加坡，会见台湾当局的代表。汪道涵笑着对我说，要精心治好宦老，手术恢复后陪他们去新加坡。我后来才知道“秘密行动”就是那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作为医生的我差点亲历。

傍晚，我下好医嘱，正打算去食堂吃饭，护士让我接电话，我到了值班室拿起话筒，那边传来了邓小平办公室的声音，在询问宦老的情况后，让我代问宦老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将宦老推进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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