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远非如此。
李乔林出身于上海一个小学教员的家庭,自小聪明好学,成绩优良。一九六五年,他考进长江上学院造船系,雄心勃勃,立志要当一名出色的船舶工程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他的美梦,在一九七○年,被分配到了贵州高原西北隅的远西县。这是一个荒僻、贫穷、落后的小县,全县总共只有三家百把人的工厂,其余只是些十几人、几十人的小作坊。不消说,这里没有什么造船工业。因此李乔林只得到火电厂报到,开始派他去检修仪表。这个工作很快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打算好好干一番;可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
一九七一年春节刚过,从他的母校来了两个人,杀气腾腾地审讯了他,追查造船系的一个他参加的反革命集团“读书会”,这下可把李乔林惊得目瞪口呆。无论他怎样绞尽脑汁、搜索肚肠,也想不起有这么个“反革命集团”,更不必说“参加”了。但他记得出版系办过“大批判”专刊,他和几个同学一起看书、讨论、写稿、开会。可是这都是在系革委领导下进行的,哪有什么“读书会”?哪有什么“反革命纲领”、“反革命计划”和“反革命活动”?
那两人暴跳如雷地拍了一通桌子,一无所获地走了。可灾难却从此开始。县委政法书记、县革委副主任、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办公室主任牛朝杰亲自在会上宣布:李乔林是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在定案处理以前,先交群众监督劳动。会后,他就被赶出仪表组,发往煤场筛煤,并且被驱逐出集体宿舍,住进煤场旁一个五平方米的楼梯间里。从此,所有的同乡、同学们,都象回避麻风病人一样回避他。李乔林把自己称作为“人海中的鲁宾逊”,几乎不和任何人发生关系。白天,他独自在煤场上苦苦地和煤块、煤屑、烈日、雨雪搏斗;晚上,他就钻进阴暗和潮湿、低矮的洞穴里,独自咀嚼着长夜里的痛苦和凄凉。
这种生活延续了三年多。他变得骨瘦如柴,羸弱不堪,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又大吵大闹地混战一场,县委牛书记亲自抓的李乔林的问题,仍然毫无进展。
从此李乔林便和牛朝杰结下了不解之缘。每过一段时间,李乔林就要去找他一次,可是牛朝杰从未给他明确的答复,他的态度随着形势而变化不定。每当造反派跳得凶,他的日子难过的时候,他就和颜悦色地安慰李乔林:“不要急,你的问题我们正在积极调查研究,很快就会解决的。”而当造反派失去能量,牛朝杰又神气活现的时候,他就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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