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我给他们纳鞋底把手都戳烂了呀,他们怎么也这样无情无义呢?难道他们全忘了吗?她长长地叹着气说,这就是人哪,房子还没到手呢,就怕我独呑了?那几天她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动不动就直着眼问,你说他们怎么这样呢?
这叫我怎么回答她?
她不愿给她的兄弟们回信,叫我回,说他们在信里都问了一句外甥,你给他们回信吧。那时候我大约是二十岁,我对王玉华说,二十年问一句,值得我给他们写信?你还是自己回吧。她说你是晚辈,人家总还记得你,你就回一封信吧。我坚决不干,她便骂我,一边骂我一边给他们回信。她流着泪,写写撕撕,最后写成了三封便条式的信,而且内容都是一样的:如房子能要回,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绝不独呑。
最后的结果与王玉华的初衷有很大出入,她引以为自豪的三个兄弟,有关部门却并不买账。房子没要回来,王玉华想不通,说人家也是这样的情况,人家怎么要回来了呢?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名堂?而她那三个兄弟则在此后每年来一封信,问她房产要回来了没有?并每一次都重申他们对房产应该享有的权利。
现在那个搁画的小阁楼就是王玉华没要到房子之后架起来的。小阁楼就在客厅里,在我头顶上。一个六平米的地方,摆着饭桌竹床,还有几只凳子,头顶上还有小阁楼,我觉得我就像是个临时寄放在这里的包裹似的。
我睡的竹床是一张老竹床,巳经有些松垮了,一动就咿咿扎扎地叫。因为它不分白天黑夜地叫,王玉华嘴角上的凹坑便越来越深了,深到一定程度时,她对我说:“你准备就这样下去吗?你的日子还长呀。”每天早晨从菜场回来,她总是把脸上的皱纹挤成一团,一边择菜一边唠叨,“小青菜都八毛一把,叫人怎么吃得起?虽然我争到了一点退休金,也经不起它这么涨呀。”
我知道她是唠叨给我听的。我成了她的累赘。为了这点退休金她不知道写了多少申述材料。她把要回老房子的事放下来,一心一意地为自己申述。她不断地写,反复地写,一遍又一遍地写。“……我辛辛苦苦为党的教育事业操劳,可是就在我即将转正的当口,却因为前夫的右派问题而搁置下来,并且从此再也无人过问……如今该平反的都平反了,该落实政策的都落实了,而我,一个受牵连的无辜者,一个全心全意任劳任怨的教育工作者,有谁来关心我呢?有谁来给我落实政策?……”她不停地上访,不停地找有关部门,日复一日,腿都跑细了,才争取到了这点可怜的退休金。而我这么大一个人,却天天印帕吵运獾阃诵萁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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