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花子要拐你们的孩子呀!”她边喊边弯腰捡起一根甘蔗梢向我扔过来。我用手挡了一下。她还在叫,并且指使我儿子也捡东西扔我。我只好站起来,慌慌地走了。我看见冯丽和萝卜从楼口里跑了出来,直着脖颈往这儿看,陈玉娥一跳一跳地向他们招手。我便加紧了脚步,跑了起来。黄昏已经降临,街上灰蒙起来,我歪斜着在人群里跑着,可没跑几步,就被我儿子一甘蔗蔸砸中了脚后根。我儿子居然可以把一个那么大的甘蔗蔸扔这么远,还这么准,他用力一扔,便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不偏不倚地砸中了他爸爸的脚后根。
我被我儿子一甘蔗蔸砸倒了,摔在地上的样子很不好看,骂人的话叫狗吃屎。也就是说我被我儿子一甘蔗蔸砸了个狗吃屎。我没有嘴啃地,落地时用两手扑在地上,断指疼得我满眼涌出了泪花。我泪眼模糊地回头看了看,我儿子正在那里笑。他破啼为笑。他笑得真好看。
我忍着疼爬起来,又继续歪歪斜斜地跑着。
当天晚上我就离开了南城,在西站货场旁扒上了一列货车,车上装着许多机器,我躺在这些冰凉的硬梆梆的机器里,跟着这列货车轰隆隆地向北行进。在另一个角落里还躺了两个人,他们嘴上的烟头一明一暗地闪着红光。他们问我,兄弟去哪儿?我说随便。他们说随便是哪儿?我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他们便不再搭理我了。他们一定认为我是个怪物。
第三天凌晨,天还是黑黑的,我伸伸酸疼的腰背,又揉了半天麻躁躁的腿脚,在一个货车站下了车。寒气很重,重得好像真的有了份量。这应该是北方的寒气。我紧紧地抱着胳膊,像乌龟似地缩起肩胛,嘴里唏唏着。我就这样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个城市干旱少雨,街上的杨槐飘着黄色的叶子,天空灰蒙蒙的,不到一个上午,我就觉得鼻子塞得厉害,便不断地抠鼻子。
我来到了一个典型的北方城市,宽阔、笨重,人行道似乎都比南方城市的街面宽敞。看到的牌子都很大,抬头都是“北方”,比如“北方机城广”,“北方设计院”。我问一个在街边卖烤白薯的男人,这是什么地方?他头也不抬地说,旁边不是有路牌吗?自己看。我看看路牌,--槐花路。
他误会了我的意思。槐花路就槐花路吧。我也懒得去看去问,管它是哪儿呢?这个城市在我这儿就叫槐花路好了。
在这里我没有做乞丐。我看见了一家画店,里面摆着许多画,大多数都是女人体。有一些一看就是临摹的,比如鲁本斯的《玛利亚·梅第奇的教育》、提香的《乌尔宾美神》等等。我站在画店门口,心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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