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不再反对我去餐厅演出了，只是她自己还是坚持不去，我也没有勉强她。其实要不是为了赚点钱，我也不是特想去了，因为除了那个餐厅的马老板以外，我看很少有人注意我在唱什么，餐厅的客人们只不过是把我的演唱当作背景音乐来听罢了。记得有一次，从外省来了个乡镇企业家，他满身酒气地走过来，带着浓重的口音对我说：“小兄弟，你们唱的这些我不爱听，你能不能给我唱个怀旧的歌。”我看着他那喝的通红的脸，就想起了烤熟了的猪头。我笑了笑说：“行啊。”然后我就唱了一首《东方红》。那位企业家还跟音乐跳起了大秧歌，若的全场的客人轰然大笑。最后他给了我们每人一百块钱的小费。

那一段时间我的经济状况大有好转，我不但有了自己的积蓄，还买了一台BP机，那时候在大学校园里还没人有手机，就是有BP机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我们班的同学都开玩笑地对我说，行啊杨伟你现在是小款了。“哎，谁让我有才呢，烦恼啊。”每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毛丽娜看我的眼神总是黑眼珠少白眼仁多。

“你是不是看见像我这样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心里不服气呀？

“谁爱搭理你。”毛丽娜撇着嘴说，“有点钱不知道怎么美好了。”

“放心吧，我富了以后不会忘了乡亲们，更不会忘了你的。到时候我天天请你吃油条喝豆浆，豆浆咱们要两碗，喝一碗倒一碗，谁让我有钱呢！”我拍了拍毛丽娜的肩膀说。

“德性！”毛丽娜瞪了我一眼。

别把眼珠子瞪出来了，我心想。

五一到了，我盼望以久的黄山之行开始了。除了凌云，乐队的其他人都积极参加，其中还有唐小玲和周洁。

那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忙的不亦乐乎。首先是买火车票，对于我这种家和大学在同一个城市的人来说，在此以前我从来不知道在高峰期买火车票会那么难。售票大厅里人声鼎沸，摩肩接踵，每一个售票窗口都排了几十个人。从那一天起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后来我想起高中有个同学的母亲是在售票处工作，我对彭志友说：“咱们别排了，你忘啦王强的母亲不是在这工作吗，咱俩给王强打个电话，让他给弄几张票不就完了吗。”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走。”

接下来是采购，我们买了胶卷、电池、零食等等我们认为的旅游必需品。

四月三十号我们终于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车厢里欢歌笑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一上车三个女孩就把零食都摆了出来，比赛似的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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