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径直走过来,一把抓住了徐大队的衣襟。徐大队长一动不动,任由他抓小鸡一样地揪着,王副厅长也赶到,他并也不劝,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见谁都不动,才轻轻分开他们,沙哑着嗓子沉痛地说:“我们应该为他高兴,知兵说过,他这辈子都不愿离开警队,他现在如愿以偿了!”
五天后,由该省公安厅出面,为反劫机英雄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肖东琳她们都留下来,出席了这个仪式,林知兵和周大队、徐大队、王副厅长他们那班同学也来了好多,他生前工作过的北京武警总队也派来了代表,连我们特警大队的首长也到了。
不知为什么,周大队长命令我回大队,将两个押送女疑犯的回函送回去。我就这样失去了送他最后一程的机会。后来,肖东琳向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日本人吉田荣作的女儿正在香港,在那边的卫星电视上看到了这次劫机事件,竟然专程过境,到医院拜祭。肖东琳亲眼看见了那个过程,形容说日本女孩只有二十来岁,一身素服,人长得也很素净,在医院的太平间前长跪不起,很起了些轰动。
一个月后,林知兵的特等功、烈士证书和撤销处分决定一起来到了大队,我们因为参加这次行动,也分别荣立了个人三等功和集体一等功。在这些殊荣的照耀下,一切不白之冤都和林教官一起,烟消云散。
当新兵再入营时,林知兵的事迹作为典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头一课,由政委亲自来讲。每当我看着政委晃着一头已经白起来的头发,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宣讲英烈,总会想起那个晚上,想起他和大队长的争执。
《女特警—为你钟情》9(1)
这次行动后,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成了大队一名佩士官衔的教员,再无任何建树,我眼看身边的战友个个飒爽英姿地去执行一件件艰巨惊险的任务,羡慕得要发狂。这其间,于晓梅荣立两次二等功,破格提干留在特警大队当了副连长,肖东琳复员了,连程垦都当上了排长。
春暖花开,大队正盛传周大队长要调到北京时,周明烈找我谈了一次话,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次谈话。
他问我,对以后有什么打算。我诉苦说我不想做教员,我想到一线去。他说我给你安排好了,你今年会保送到军校学习。我愣住了,在我们警队,不少战士都功勋累累,要被保送军校,至少得二等功以上,或者有什么特殊贡献,比如参加军事表演表现出色等,在我小小的功劳簿上,只有两次三等功的记录呀。
周大队长看出我的惊讶,道:“小施,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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