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住了一宿,难为人家孩子了。然后孩子气地跟我叮嘱,妈要死了家里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结婚叫你老姨帮你操办,然后上坟时告诉妈一声。
我和小婉默契地笑着,哄着把她抬上了活动床,几乎科里所有护士和其他病床的陪护都上来帮忙,素不相识情深谊重地站了一屋子,叫我感动得鼻子发酸。送走妈妈后,我在两份手术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步行走进手术区,上了另一张手术台。
负责术前处理的护师挺愿意说话,备皮插导尿管的时候,不停嘴地分散我注意力,发现我腹上一处浅浅的伤痕,好奇地问你这儿怎么了,我解释说我当兵时受过枪伤,好在没有穿透,只是子弹划过小腹留下的弹沟。她听了非常感慨,说你这小岁数可真不容易,前世不知是遭了什么罪了。我想想也真是,就和她一起笑说我就是挨刀的命!
我要求给母亲全麻,而我局麻。我们母女俩同时开始手术,可能是因为有观摩任务,足足有十几位医生参观展览般围了一圈看我摘这颗肾,他们口罩后的眼神或多或少都写了些同情和怜悯,我最反感这种眼神,想抗议无奈嘴上套了一只氧气罩,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刀殂鱼肉地任人宰割。
手术成功。
然而,令我更加难堪的事发生在手术后的第三天。
那时已经快到七月,我已经出了隔离病房,住进拥挤的大病房,病房内设了八张床,连同陪护的足足有十几个人出出入入。我插了根导尿管不敢稍动地侧卧在病床上,可能是术后体虚,一动不动还汗流浃背,隔一会儿就眼看着一细股血尿从管里游走出来,失禁于床下盆盂中,这滋味比伤痛要折磨人得多。我一边自己挺着一边还得担心我妈大手术后两天见不到女儿会怎么想,正痛不欲生愁苦难耐,第二监狱的几位领导神兵天降地出现在病房里。来的全是男的,毫不避嫌地在我床前站成一排,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消息的,我除了趁双休日到宿舍取过一次东西,已经一个多月没和二狱有过什么联系了。
我的天,我当时觉得有个地缝就钻进去了。
对他们的慰问,我只说了谢谢就再也说不出任何话来,好在有小婉从妈妈那间病室里闻讯赶来,口齿伶俐地向他们介绍了前后的情况。丁监狱长目光严肃地看着我一直没说什么,倒是周大明热情洋溢地逗了我好几句,问我你现在这个样子敢不敢和我握握手,又说这回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