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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知道,团练不是新鲜玩艺儿。此制始于唐朝,后历代沿袭,到了清代,已由原来的国家军事组织演变为地方自卫武装。他十分明白,办团练难成气候。团练是不远离本乡本土的民间武装,由乡绅捐款供养,听任乡绅使唤,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加以改编,“练乡兵为勇营,以兵制部勒之”,就与团练大不一样了,很有生气,颇具战斗力,长沙保卫战中江忠源所率五百“楚勇”的表现就是明证。
曾国藩明白,要另创一支新军决非易事。他也考虑过将绿营兵改造成一支劲旅的方案,但此路走不通,此路不能走,因为绿营兵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就现有之绿营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深,安能更铸其面目,并荡涤其肠胃?恐怕即使是岳飞复生,半年虽可以教成其技艺;孔子再世,却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鄙见以为,现在之绿营兵决不可能练成劲卒,新募之勇却可以练之以替代绿营兵的作用。”他的好友江忠源,曾深刻剖析绿营兵一触即溃的根源:“其病根在于绿营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所以才溃乱成现在这个样子,以至于不可收拾。”曾国藩同意江忠源的看法,他对绿营的弊端看到更细更深一些:“今日大弊,在于兵勇不和,败不相救。而其不和之故,由于征调之时,彼处数百,此处数十,东抽西拨,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知。地势乖隔,劳逸不均,彼营出队,而此营袖手旁观,或哆口而笑。欲以贼平,安得而可?今欲扫除更张,非万众一心不可。”他内心清楚,清军将领不直接统兵,遇有战事临时选调担任指挥,兵与兵不相知,将与将不相识,将与兵之间难以建立私属关系,说穿了,这种指挥体制不是为打胜仗设立的,而是为了防范统兵者拥兵自重、造反割据。这就是说,绿营兵根子上就坏了,即使倾尽心血为之培土、修枝、浇水、施肥,一概徒劳。
扶倾定危(7)
高冕
他深知,不能搬用绿营兵的办法编练军队。绿营兵如同腐败泛蛆的染缸,练勇一旦采用它的模式进行编练,就会立即像它那样彻底腐败。
摆在面前的敌人非常强大。他们作战神勇,视死如归,令人生畏。钦差大臣赛尚阿在给皇帝的奏折中,描述过有关情形并分析过其中原因:贼匪一经加入拜上帝会,谋反从逆,全都愍不畏死。臣等对所有军前临阵生擒及地方拿获贼匪奸细,加以刑拷,他们竟丝毫不知畏惧,也绝不哀求免死保命。这是因为,他们信奉其天父天兄邪谬之说,所以至死不移。目睹这些人顽愚受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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