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说干就干,先是网罗老家庐州一带旧有悍勇团练,把他们改编为淮军。仅两个多月,五营淮勇就集合在李鸿章麾下:刘铭传的铭字营,张树声的树字营,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张遇春的春字营。一个营五百人,五营二千五百人,而且大多是战守难峙的新勇,要赴沪开创新天地,力量单薄了点。李鸿章恳请恩师调拨数营湘勇,作为建军骨干。曾国藩有意将淮军建成湘军那样能征善战的军队,对弟子鼎力相助,慷慨拨给八营湘勇,其中包括将他自己的两营警卫亲兵。同治元年(1862年)淮勇初步成军,共十三营,六千五百人。二月,李鸿章陪恩师曾国藩检阅各营,宣告淮军正式建成。接着进军方式成了突出问题:如何率六千五百淮勇越过太平军控制的广大地区搬到上海?经过精心谋划,李鸿章决定“暗度陈仓”。三月初七日至五月,上海大亨们雇佣的七艘外国洋轮,将淮军分批运往上海。洋轮挂有洋旗,整个航程淮勇全部闷在舱底,无论如何不得露头,骡马军械随船起运。最玄的是过南京附近江面,两岸到处是太平军屯兵,江中还有太平军兵船来来往往,但不知为何,太平军始终没有触犯这些洋旗飘扬、形迹可疑的外国轮船。三月初十日,李鸿章进黄浦江抵沪。渴望蓝天的苍鹰,终于扑腾着翅膀,投进属于自己的天空。
李鸿章独统军队栖落沪滨之日,就是他官运大起之时。三月二十七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统兵抵沪十七天的李鸿章,奉命署理江苏巡抚,一跃成为从二品封疆大吏。这一年,李鸿章三十九周岁。回首仕途,其路漫漫。当年在京当翰林院编修,那只是个七品芝麻官。后来浪战于安徽,虽获得知府衔和候补道员官职,但均非实授,徒有虚名。因而可以说,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进京赶考,到同治元年(1862年)统兵赴沪,在坎坷仕途艰辛跋涉近二十年,实际上仍是个微不足道的芝麻官。枪杆子里面出权力,簇拥他抵沪的数千淮军,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的举荐,使他隆隆直上、飞黄腾达。
上海易攻难守,但近代兵家都想占为己有,原因无需千条万条,只需一条足矣:上海是个大钱袋。军队与军费的关系,李鸿章看得很白,他直板板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咸丰年间,绿营与八旗军名义上每月饷银一至二两,实际上绿营兵每年仅发二至五个月军饷,八旗兵好一些,也未超过六七成,加之军官以各种手段克扣粮饷、贪吃空额,“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这使得士兵无不勒索钱财、捞取外快或自谋营生。李鸿章深知,吃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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