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爆发前数日,袁世凯乔装打扮,从日军炮口瞄准下的使署悄然出逃,部属唐绍仪夜半手持双枪双刀,护送袁世凯抄小路抵达仁川江畔,爬上北洋海军“平远”舰逃回天津。袁世凯在朝为自己苦心搭建十几年的政治舞台,就这样哗啦啦崩塌,“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官衔,也就随之掉进深不见底的黑洞。现在,袁世凯头上只剩下“浙江温处道”一个虚衔,被留在军务处行走。实际上,袁世凯已无正经职事,成了官场闲人。然而,这个丢了乌纱的河南佬与众不同,一声不吭,寓居北京嵩云草堂,邀集幕友,竟兴致勃勃翻译起西方各国兵制书籍来。
李鸿章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条约回到天津,成了过街老鼠,只好成天躲在家里,不敢露头。昔日熙熙攘攘、踏烂门槛的李家花园,一时宛若无人问津的麻风院。李鸿章这座靠山已经靠不住了,袁世凯也不好意思再去求靠。甲午战后,朝廷高层欲追究袁世凯责任,李鸿章慨然全部揽去,袁世凯才得以脱祸。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中日和约既定,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遂嘿然而罢。”
硝烟散去,恭亲王奕在思考,李鸿章在思索,袁世凯在思索,国人都在思索:中日之战,大清国为何惨败?到底是谁的责任?千万个人自有千万个答案。袁世凯是亲历甲午惨败之人,他有自己的眼光。他认为败就败在练兵方法不当,传统的练兵方法必须摒弃,而应采用西法练兵。他认准一个理:“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要当大官也好,要强国也好,没有精兵强将是万万不行的。
他思路很清晰,要将这套主张推销出去、付诸实践,必须另找一座高大雄壮的靠山,必须把“督办军务处”权力抓到手。“督办军务处”,于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设立,是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以恭亲王奕为首,庆亲王奕为会办,李鸿藻、翁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大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万不得已,满人是不会将兵权、政权拱手交给汉人的。“贤”如胡林翼,不找一个满人官文,就难以施展拳脚;“忠”如曾国藩,没有满人亲贵大臣肃顺、文祥、奕等作奥援,要办大事、荡平太平军也是痴人说梦;“能”如李鸿章,没有奕、奕作依靠,办理洋务、建北洋海军便无法下手。袁世凯相信,世上必有靠山,只要你找对路径,就能拨开云雾,寻到这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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