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新积极分子、北洋大学堂总办王修植家彻夜长谈,“斗室纵横,放言狂论,靡所羁约”,慷慨激昂谈论维新。经常参加通宵聚谈的,还有天津水师学堂总办严复、育才馆教授兼《国闻报》编总夏曾佑等维新积极分子。袁世凯不论在京城还是在天津,逢人便谈维新变法和改练新军。在康有为眼里,袁世凯“素机警,又夙驻高丽,颇知外国事,曾与同办强学会”,可以引以为助,但又“知其与荣禄厚,未必就范”。因此,袁世凯这个武力后盾,是维新派非常需要拉拢但又恐难以拉拢的人物。康有为心中不托底,暗中安排亲信弟子徐仁禄入袁世凯军幕,考察袁的志向,并对其进行游说。徐仁禄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袁赞同康有为维新变法主张毋庸置疑。光绪帝接到康有为奏折后,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降旨,指示荣禄通知袁世凯速即来京陛见。
此后二日(13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同意开懋勤殿以议制度,遭慈禧太后一顿痛斥。
光绪帝感觉大事不妙,于翌日(14日)赐康有为、杨锐密诏,谕知维新变法面临的严重危机,要他们速速拿出应对良策。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破格提拔他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袁世凯由正三品文官按察使升为正二品侍郎,乍看属正常提升,明眼人一看则是破格超擢。清代官制,京官望重而外官望轻,各省正三品的按察使,内调担任京官时往往只能得到正四品的鸿胪寺卿或大理寺卿。袁世凯原官直隶按察使,若正常晋升,往好处说最多只能得一个三品京堂,骤获二品侍郎,实属皇恩非常。当晚,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正用晚餐,看到光绪帝破格提拔袁世凯的上谕,拍案叫绝,说:“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策尤觉隆重,袁必更喜而图报矣!”
荣禄立即作出反应,征得慈禧太后同意后,火速调整军队驻防,命聂士成部驻天津,董福祥部进驻京师门户长辛店。
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争夺战,进入决战阶段。袁世凯何等明白之人,他强烈意识到自己已陷于帝党与后党两个巨轮之间,稍不留神,就可能被碾得粉身碎骨。若是胆小怕事之辈,早就跳出是非之外,以求保全身价性命。但袁世凯天生不是这类人,他在两个隆隆作响的巨轮之间,心不慌,胆不颤,亢奋而镇定,在极其微妙的、极为有限的隙缝里,骑墙观望。他知道,看清投筹情势,不要站错队,这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
袁世凯支走谭嗣同后的当晚,在法华寺“反复筹思”。光绪帝名义上是大清国第一人,至高至尊,实际上近乎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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