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求母亲救救他。不知多少次多少回,母亲由梦中哭醒。母亲的悲伤就像蓄满了水的水库,稍微有些响动,就有决堤的危险。
父亲把家里墙上弟弟所有的照片,用过的穿过的衣物,甚至他玩过的玩具全部都收了起来,放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为的是不让母亲和自己见物思人,勾起伤心事。母亲木然的神情总使人担忧。
好长一段时期,全家就在这种悲恸的气氛中生活着。为了还债母亲只好强忍悲伤去上班,精神仍然萎靡不振。借单位的钱,每月都从他们的工资里扣掉一些,另外还要挤出一部分还个人的钱。老家的房子以很低的价钱就卖掉了,父亲的自行车、手表、皮袄也卖了,以便尽快还上债。那辆自行车是父亲从原来的城市带来的,是个德国老式的牌子,虽然旧得脱了漆,但他非常喜爱。皮袄是小羊羔挂得里子,冬天时父亲都很少舍得穿,他还是卖了。他们不习惯欠别人的钱,恨不能不吃不喝把自己的嘴封起来,一下子都还上。外债使他们的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大石辗一样,沉重的喘不上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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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生怕惹母亲伤心生气。她对我仍然不怎么关心,相反,在她心情恶劣时,她就歇斯底里地骂道:“怎么不是你死啊?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看看你弟弟,没有一个人不夸懂事的,十个你也比不上他啊……”言外之意,我没有替弟弟去死,或者说应该死的是我。听了,我非常地伤心,但是又不敢说什么;只是心里恨恨的,极不舒服。
她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地念叨小儿子的事,埋怨自己后半辈子的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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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从外地回来好长时间后,我才敢把自己经常头疼、头晕、心慌有时双腿不听使唤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害怕。这时,他们似乎才意识到身边还有一个儿子需要他们关心,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也许悲伤稍微减轻后,他们逐渐接受了现实。第二天早晨母亲就让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查来查去,认为我得了神经官能症,视力也有问题。为了矫正视力,必须要配眼镜。当时配眼镜需要预约,结果排队预约在一个月后才能轮到。到了那天上午,我去医院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