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证据,我们将请像克莱尔·贝尔这样的心理专家检查你们的就医记录并与你们谈话,以形成一份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你们的专家意见。被告方也会请一位心理专家检查你们的就医记录、与你们谈论你们的感觉问题。〃最后,博勒说:〃我们将尽量保护你们的隐私。〃但即使是她也不能预见将来究竟会如何。
洛伊斯·詹森诉埃弗莱斯矿一案的争论焦点已经由工厂是否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转为女矿工受到了何种程度的损害。1991年以来,《人权法案》第七条和明尼苏达州法律均规定性骚扰的受害者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联邦法律规定的最高赔偿数额是三十万美元,但明尼苏达州法律却没有做上述限制。因为詹森诉埃弗莱斯矿案是同时根据州法和联邦法律提起的,因此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最高额的限制。
但问题不是她们可以主张多少赔偿额,而是可以证明什么,精神损害赔偿的计算是法律一直要努力解决的问题。如果损害还包括可以计算的物质损害,情况将有所不同:若两辆汽车追尾,则很容易计算对被追尾汽车的损害或修理费,这将取决于汽车或服务的市场价格;若被追尾的汽车司机在这次事故中断了一条腿,情况则稍微复杂些对人身损害的赔偿额相当于司机的医疗费及其误工期间的收入。
法律还允许司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数额比较不容易确定,现在对痛苦还没有精确的计算办法。但普通人都知道什么是痛苦,也曾亲身经历过,所以会对因摔断腿而引起的痛苦的〃价值〃有大致估算。
当仅存在情感或精神损害时,数额则更难计算。首先,律师必须证明存在着伤害。情感或精神伤害并不表现为失血、肿胀或骨折,也无法通过拍摄或照X光来取证。经验能判断身体损害之存在,却往往不能感觉到精神损害的存在。精神伤害只能通过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这样的主观科学来诊断,而这些还不为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
其次,即使人们能证明精神或情感伤害的存在,也很难证明行为和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人们可以证明若不是因为车祸,腿就不会摔断;但要证明若不是因为车祸,这个人就不会沮丧、不会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不会紧张、妄想或失眠等就困难得多,因为他情绪低落也可能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如孩子生病、丈夫辱骂或父母过世等,他也可能多年前就受过很严重的外伤,精神只是在最近才受到伤害。
此外,即使能证明精神损害的存在,也能证明损害和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还存在损害〃价值〃多少的问题正常的情绪、积极的心态及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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