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一定没有冒犯她,除一次例外———那个骚扰她的雇员得到了五天不许上班的惩罚,她没有就她现在抱怨的事情向上面汇报过。戈尔茨坦回顾了雪莉提到的每一件事,问她是否曾向上司汇报或投诉过,他问这些问题的目的是削弱雪莉的可信度。一位理性的妇女如果真的认为几乎要被领班强奸,那么,当她到了工厂的安全地带之后,不论害怕与否,难道不会向上级汇报此事吗?难道她们不会尽快把车开走,而把潜在的攻击者困在树林里吗?这些问题的言下之意是,为了得到钱,雪莉是否有可能在夸大甚至在编造这些事情?
戈尔茨坦的另外一系列提问则侧重于雪莉的焦虑和与压力有关的症状产生的原因。他问到了她两次均以离婚而告终的婚姻;她和其中一位前夫的关系,这个人曾虐待她并在好几个场合扬言要杀死她;她兄弟、父亲和继母的去世;以及她受雇于埃弗莱斯矿期间经常的裁员或裁员的威胁。他还详细问到了她的子宫切除手术及其他妇科疾病。
有些问题听起来很荒谬:1957年,面临的压力是否曾导致她头痛?1965年,她是否曾嗓子痛?而另一些问题则很刻薄。“你的兄弟死于1982年吗?”戈尔茨坦问。“是的,”雪莉回答。“他的死让你感到伤心吗?”戈尔茨坦想知道。“他是我的兄弟。”雪莉说。
最后,在五点钟时,雪莉终于被获准离开证人席,麦克纳尔蒂宣布休庭。第二天早晨,斯普伦格尔请雪莉·伯顿最亲密的朋友,玛里琳·格雷纳来作证。由于雪莉和格雷纳一起工作多年,她们在矿上的遭遇基本相同,骚扰她们的人也基本相同。交叉询问中,玛丽·斯图默站起来大步走向证人席。
“下午好,格雷纳夫人,我想你认识我,我曾于五月份经采集过你的证言。格雷纳夫人,在去埃弗莱斯矿工作之前,你几乎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是吗?”“是的。”“实际上,你是1954年从恩巴勒斯高中毕业的,是吗?”“是的。”“你说高中毕业后,你在伍尔沃思工厂工作,是吗?”“是的。”
“你说你在伍尔沃思工厂工作了大约一年,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是吗?”
“我在伍尔沃思工厂工作了……是的,差不多一年,对。”
“那时,你得知自己怀孕了,对吗?”“请再重复一遍?”“你得知自己怀孕了,对吗?”
博勒认为这个提问与本案无关,于是站起来表示反对,但麦克纳尔蒂说反对无效。
“格雷纳夫人,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斯图默说。“哦,抱歉。是的。”“那时你还没有结婚,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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