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支配者往往会考虑对方可能做的各种回报，而给予特别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受恩者便欠下资源支配者一份人情，而必须在将来俟机回报。这时，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便发挥了工具性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资源支配者不讲人情，不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双方的关系便可能弄僵，甚至彼此“反目成仇”。

总而言之，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尽管儒家伦理十分强调“施人慎勿念”、“施恩拒报”，然而，诸如此类的想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圣贤的理想”（金耀基，1980）。对于一般人而言，中国伦理十分肯定“受恩者”回报的义务，而强调“受施慎勿忘”，“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这种符合“报之规范”的道德律是一般人实际行动的准绳，在这样的道德律之下，施者能够放心地期待：受者欠了自己人情，将来自己如果开口向他要求帮忙，对方必然难以拒绝。基于此种回报的预期，资源支配者才愿意对别人“做人情”。

第6节　人情的困境

资源支配者“做人情”给别人时，他必须立即付出某些代价。他虽然能够预期对方接受其恩惠后，将来可能有所回报，可是他们究竟什么时候回报，却是遥不可期之事。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和资源支配者有关系的人如果向资源支配者求情，要求他将其所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自身的分配，资源支配者往往会陷入“人情困境”之中。这种“人情困境”主要是由下列三个因素所构成的：

（一）资源支配者付出的代价

资源支配者接受了对方的请托，他必然要付出某些资源。如果他是资源的拥有者，帮助对方，自己便要承受某些损失。对方的要求愈多，自己的损失愈大。在许多情况下，他往往不是资源的所有者，而只握有资源的支配权。假使他违背公平法则，将资源作有利于对方的分配，他还可能遭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非议，甚或法律惩处。这些都是他接受对方请托时必须考虑的代价。

（二）受者回报之预期

在一个讲究“受人点滴之恩，定当涌泉以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做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愈高，权力愈大，掌握的资源愈多，平常又以出手大方著称，他可能回报的层面愈广，回报的方式也愈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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