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放弃国家粮食的家伙，一个不容于所有领导的叛逆者。叛逆者于1993年5月30日登上了去广州的火车，那年他22岁，30多小时的旅程，他一直都不大清醒，想象中的深圳就象天堂，鲜花铺地、美酒盈樽、走路都会踢到金子。他甚至还想到某一天衣锦还乡，跟科长见面的情景：油头锃亮的陈启明缓缓摇下豪华座驾的车窗，亲切地对他们科长说：“科长，这么多年不见，你的自行车还是很新啊。”那辆自行车是这们科长花900元买的，对之视若己出，每天都要在食堂的水笼头下擦洗一遍，亮得象许大马棒的盒子炮。火车在儿童节的中午到达广州。陈启明提着一个灰色的帆布包，被汹涌的人流裹挟着来到万头攒动的广场上，面前的景象让陈启明销魂荡魄、欲仙欲死：在令人窒息的热浪和噪音的包裹下，黑压压的人群拥挤着、叫嚷着、冲撞着，象一个巨大而湍急的漩涡，没有什么不能被吞没，没有什么不能被毁灭。几个山里汉子正围着几只破破烂烂的编织袋抽烟，灰扑扑的脸上汗水直流；几个满脸灰泥的小男孩一路蹒跚而来，向每个人伸出双手；有一个扑通一声跪在他脚下，两手紧紧抓住他的衣服，口齿不清地哀求：“给我一块钱，给我一块钱吧。”陈启明掏出十块钱给了小男孩，一下子从梦中醒了过来，环视着这个苦难的广场，看见一个小偷正拿着镊子从一个老头口袋里掏钱，四周的人静静地看着，一言不发。　　“我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1993年的最后一天，陈启明满脸通红地对肖然说，“我没什么本事，也不想吃苦，唯一的选择就是嫁给黄芸芸。”　　那天他们辩论了很久，正方辩手陈启明坚持物质利益至上，认为村长家的女儿，黄芸芸，有钱且有房子，且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一年的分红相当于陈启明当时工资的60几倍，“她至少可以让我少奋斗20年，从此不再为房租和生活费发愁，你说，”陈启明咬着牙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嫁给她？”

反方第一辩手韩灵认为陈启明嫁给黄芸芸恐怕会牺牲掉一生的幸福，“你和她会有共同语言吗？”她问，“黄芸芸初中都没毕业，你和她说什么呢？”站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她认为陈启明的入赘行为无异于滥砍盗伐、杀鸡取蛋，“黄家会一直有钱吗？万一有一天他们家穷了，你怎么办？”过了一会儿，她又对陈启明创效益的能力表示怀疑：“就算他们家真有钱，你又能控制多少呢？别忘了，你始终是个外人。”　　反方第二辩手肖然认为这桩买卖的成本太高，原因是黄芸芸的皮相实在是太对不起观众，又黑又胖，皮肤糙得可以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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