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行动,不会也跟个警察录像吧?”我这样想着,就到了站前派出所。刘所长刚好在,把车票递给我时,他免不了寒暄:“方记者,咱们就算认识了,今后所里有什么宣传,少不了麻烦你!”我也只好客气:“没问题,有事儿您言一声儿!”“以后买个票什么的,打个电话就成!”“那我就先谢谢您了!”我说着,把数完的三张票钱递给了刘所长。
出了派出所的门,我掏出三张票来看了看,终点站都是北京,还真不错,两张下铺一张中铺,都挨着。“看来这张中铺就是我的了!”我这样合计着,开始四处张望,看看就近哪儿有出租车。是的,三天后,我将踏上去北京的行程。
刘浪结婚前写了一篇“怪病女孩”的稿子,说的是一个13岁的女孩儿,三年来一直莫名其妙地发高烧,动不动就42℃,而女孩也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感觉,只是不舒服,整天提不起精神来,因而误了学业。双双下岗的父母,为给女儿看病,几乎把家底都卖光了,省城的大医院也几乎走遍了,可就是找不出病根儿来。刘浪写这篇稿子帮着呼吁了一下,可也没什么结果,就放下了。谁知,昨天北京一家公司突然打来电话,说在网上看了报道,很同情不幸的一家人,他们愿意出全部的费用,让小女孩到北京去看病。
凭着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我不排除这家公司的善意,但借机炒作是百分之百的了,不信你就瞧着,等女孩儿到了北京,肯定有许多媒体跟踪报道。而由我们报社出面送女孩去北京,也不失为一种炒作自己的好机会,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主编当即慷慨拍板:“来往的路费由我们出了!”并决定派一个记者跟踪采访。可刚婚了的刘浪正和老婆在云南旅游度蜜月呢,孙燕就决定让我去。
孙燕是一番好意,想让我带着女朋友借机到北京玩一圈,她哪知道我的处境啊?刘艾丽我是不能带,赵婷我也是带不走的,我要去也只能单枪匹马。再说了,北京那家公司也蛮怪的,法定假日也不休?就不能往后串一串?这个时候去北京能玩得舒心吗?人猴儿多的,每个人搬一块长城砖,顷刻间,我们中华民族那个几千年的文明见证就没了;物价也猴儿贵的,若把哄抬起来的差价拢在一起,恐怕也能砌一座新长城了。可我又一想,虽然我们报纸在十一期间会变瘦,一部分记者可以休假,但我恐怕不在那一列,在哪儿不是工作啊?我还是答应了。
我们报社没有派记者到省外采访的习惯,所以这样的机会也难得,来报社五年了,我只跨省采访过一次。我也说不清了准确时间,反正是张学良先生的夫人赵四小姐去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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