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就没了言语,若说出学校和老师来,可我根本没采访人家呀,那我不把自己扔进去了吗?可若不告诉她,那岂不说明我的稿子是胡编乱造的吗?情急之下,我就把穷孩子家的间接联系方式——附近小卖店的电话告诉了她,让她问家长去,家长肯不肯说,那是他们的事了。
穷孩子的父母肯定是说了,教育局的领导也一定找了学校。
班主任在我面前又哭又闹的时候,我脸上还带着那种强硬的笑,但我心里已感到了后怕,我想这件事不会善罢甘休的。没出我的意料,今天上午,报社就接到了市委书记的批示,市教育局也传出消息,他们将派人介入调查。若调查所报道的是事实,那班主任就会面临下岗。可调查结果若有了猫腻呢?我毕竟没采访校方,有把柄在人家手里嘛,安上污蔑人民教师的口实,挨处理的就该是我了。
快中午时,我忐忑不安地给小卖店打了个电话,求店主帮我去找一趟穷孩子的父母,我想再和他们沟通一下。十分钟后我又打过去,店主说他去找了,可家里没人,说他们家回来人会从他店门口路过的,他会告诉他们给我打电话,我说好的,谢谢你啊。可一直等到太阳快下山了,我也没等到电话,我就又打了过去,殿主就为我又跑了一趟,回来气喘吁吁地说:“没人,他们家不是租得房子吗?邻居说他们搬了!”不会吧?怎么赶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们怎么换住处了呢?
“他们不会倒戈吧?那我就惨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只能听天由命,想了想,我也就豁出去了,还是那句老话: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爱咋咋地!
胡军开了一个中型面包,快晚八点才到了省城,车上烟熏火燎,女人笑孩子叫的,座位明显不够,有的人就坐在饮料箱套上。他们的中队长和夫人竟然也来了,下车的时候,胡军忙跑前跑后地帮着拿这拎那。我为他们联系的是一家武警部队招待所,条件不错,价格相对又便宜。中队长进去扫视了一眼,便满意地点头,笑着向我称谢。胡军付房费和押金的时候,给中队长和夫人开了好一点的房间,也特意给我们俩留了一个单间。我说我还是回去住吧,他说那哪行啊,好长时间没见了,怎么也得聊个通宵呀,完了又说:“没事儿,费用再压缩也不差这点儿钱!”
都冲了澡,然后就近找了个饭店吃饭,菜都快端上来了,胡军才想起什么:“你女朋友呢,叫她一块儿过来吃饭哪?”中队长也忙说:“是啊,让你小朋友也过来,一块儿吃嘛!”我故意看了眼手表:“这么晚了,就别让她过来了,来回折腾什么呀!”两人就没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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