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乃说：“我自己写。”话音未落，李鸿章竟又说出一句：“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傻眼了，没想到二李的交情深到这份上，兼之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李鸿章再不说话，卷铺盖就去了江西。明年，祁门解围，朝廷让曾国藩保举江苏巡抚人选，多人推荐“才气无双”的李鸿章，曾国藩大摇其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

正在万分紧急关头，北京方面又传来坏消息：英法联军进攻都城，咸丰帝急命曾国藩、胡林翼派遣鲍超率三千精兵北上“勤王”。其时，胡在皖北，曾在皖南，正在施行对太平天国的“四路进剿”，鲍超率领湘军中最精锐的游击部队在其间策应；陡然要调开鲍超的队伍，曾、胡的战略将完全落空。更重要的是，被困祁门的曾国藩已经通知鲍超放弃在皖、赣交界地区所有的军事行动，火速南下救援；倘若他中途转向，北上勤王，那曾国藩除了长叹一声“我命休矣”，随即挥刀自刎，就再也找不出其他应景的姿态。

局势之混乱，恰如刘姥姥入大观园後面对一桌佳肴，不知何处下箸——彼时，曾国藩每日读《红楼》，不妨有这般感触。不过，咸丰这道命令实在是病急乱投医，除了让曾、胡加重思想负担，并无可操作性。英法联军距京不过数十公里，而鲍超距京“五千馀里”，且全是步兵，即能不眠不休、日夜兼程，也要三个月後才能赶到。届时，北京必已被敌军攻占，难道指望鲍超以三千远道疲惫之师，使用大刀长枪等冷兵器，去克复由“船坚炮利”的夷人所控制的王城？但是，自古以来，超现实主义的圣旨、天命多了去了，身为人臣者早已习惯，故此，奉旨後，曾国藩“且愧且愤，涕零如雨”，也写了一篇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奏折，聊作报命。他说，鲍超率军勤王，固然远水救不了近火，但是，“此次北行，专言君臣之大义”，重要的是表明心迹，不要管有没有实效；于是，他建议，勤王之师应由自己（或胡林翼）亲自统带，人数也应增加，以纾解大难。

方寸一乱，笔下就未免荒唐：祁门之围能否解除，尚未可知，他却建议由身在围城的自己代替鲍超，率兵北上去帮皇帝解围。当然，荒唐正是超现实主义的妙处，以荒唐奏折回复荒唐圣旨，更是为人臣者必修的功课。而且，形式上的荒唐往往可视为常识（或称真理）的镜像——正着看，反着想——“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嘛。咸丰帝年纪小一点，性格冲动一点，但并非一味使性的“无道昏君”，待看到曾国藩的覆奏，心下自有了幾分明白，于是，不再不切实际指望曾、胡的勤王大军，而是乖乖去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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