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王三的口供、安三的旧案，当日经他亲讯，业已知道“仁慈堂救出之男女，即有被拐者二人”。按：仁慈堂是隶属教会的慈善机构。这些证据恰可用以令“洋人理曲”，他却只字不提，这又是为什么？

且不说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何以要隐瞒对己有利的证据，先探讨一下传教士是否有“迷拐”的动机。

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对“迷拐”、“折割”传闻嗤之以鼻：“这些谣言之荒谬是任何受过教育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都无法相信的”。但是，同为美国人，同为外交官的西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却说：“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关于洋人杀害儿童的流言蜚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现象的依据”。他的第一条“依据”是：“天主教徒据说对儿童受洗後灵魂得救的效验深信不疑。结果是，他们在幼孩病倒的濒危之际，将其接到他们的育婴堂施行洗礼。这种做法和死亡的频繁发生，支持了人们相信他们需要幼孩躯体供诡秘目的之用的看法。”其次，他说：“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或者应该说幽闭状态，引起了人们的许多怀疑”。即此可知，那么多小孩死在“幽闭”的教堂内——尽管都是即将殇亡的儿童，他们的父母往往将“洗礼”当作挽救儿女生命的最後一次努力，并不一定具有教士所谓“灵魂得救”的宗教自觉——不能不令“暴民”们心生疑虑。

此外，教堂在华开展“福音事业”，除了用宗教义旨召唤那些迷途的羔羊，对耶稣基督负责，还得对业务拓展的“指标”负责。“指标”不够，则拿不到源自本国的“慈善”款项；因此，千方百计扩充慈善堂、育婴堂的收养员额，乃是传教士们的必修功课。在普遍不具宗教信仰的中国民众中发展业务，其难度可想而知，于是，某些“不肖”教士便琢磨出一套迹近教唆的发展策略：“这些机构的管理人员（为了完成指标），便对那些把幼孩交给他们看管的人，按人头逐个提供一笔钱”。于是，“一些教民及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了赚钱，便拐骗幼孩送入堂中”。以上都是驻华外交官的观察与分析，堪称“自供”；由此，可以确定天津的传教士们具有“迷拐”的动机——尽管他们自己不参加“迷拐”，而委托中国人执行。

回头再说曾国藩。他对洋人教唆“迷拐”、国人受托“拍花”并非全不知情，定案却矢口不提此事，原因有二：一、迫于中外强弱悬殊之势，办案之初他即确立了“曲全和好”的原则；二、洋人并未亲自“迷拐”，要以此追究洋人责任，说他们被杀是咎由自取，实在不能理直气壮。故此，他以杀天津暴民二十人、赔款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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