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确实不尽人意。他既未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及法律原则，也未能实现一己心愿，大事化小，安抚民众，而终于落得个进退失据、里外不是人的下场，所谓“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时候，中央命他南下去处理谋杀案，正可借机离开是非之地，何尝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却迟迟不动身，难道真的心力交瘁，不堪任重？或者，江南那件案子竟有隐情？

我们先看看他动身之际，南京方面的办案情况。魁玉、张之万经过两月之久的“熬审”，终于向北京提交了案情综述：张文祥前曾加入太平军，太平天国覆亡後，又与海盗有染。马新贻曾任浙江巡抚，捕杀海盗甚众，其中多为张氏死党，故文祥怀恨在心。又、张妻被人诱逃，文祥尝至抚署击鼓鸣冤，新贻却不受理这桩绿帽案，文祥乃萌杀心。此後，文祥私设当铺，以为糊口，新贻却发布一道禁令，将全省私当尽行关闭，文祥因此“本利俱亏”。于是，家破人亡的文祥“追念前仇，杀机愈决”。在同治七、八年间，文祥即数次图谋行刺，因种种原因不克得手，直到本年七月二十六日，才找着机会，刺杀成功。

粗一看，魁、张的报告用层层渐进的方式，揭示了张文祥在友谊、爱情、财富等方面受到马新贻“无情”打击的事实，似能重构张文祥的杀人动机；但是，慈禧仔细一琢磨，觉得尚有“不实不尽”之处。毕竟，捕杀海盗是政府行为，而非马氏一己所能决定；老婆跟人私奔了，丈夫机算憋屈，终究不能拿地方官做出气筒；因宏观调控而导致生意破产，心生怨恨，情有可原，而以此便决定刺杀一省之长，且历三年之久不改其志，也不能令人信服。既有这么多疑窦，慈禧便不甘心就此将此案了结，乃批示：此奏“不足以成信谳”，著曾国藩抵任後再审再报；同时，命刑部尚书郑敦谨也赶赴南京，会同审讯。此案定性似已由恶性刑事案升格为政治案；若是政治案，则张文祥背後必有“主使”，或另具更为险恶的动机。

当然，若说曾国藩因此案过于复杂而惮于南下，则是小瞧了他；他能率兵平定大半个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