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馀年後,太平天国覆亡,曾氏封侯拜相,总督两江;湘军文武,鸡犬升天。章寿麟恰在曾氏辖区谋得一职知县,依照常情,曾国藩报答章氏救命之恩的时候到了;纵然不便立即将章氏提拔为高级领导干部,分派他一个府、道或者盐、漕的肥缺,倒也不是强人所难。孰料直到曾氏死在江督任上,章氏也没沾润到老上级的点滴雨露。二十年间,章寿麟一直“浮沉牧令”;曾氏一死,最後的寄托亦不存在,于是,宦意全消,告老还乡,途经二十年前“手援”曾国藩的故地,寿麟触绪纷来,不能自已,遂画了一幅《》。此图作毕,湘军集团的核心、外围乃至不入围人员,共计上百人,在图上留下墨宝,章氏後人将之装订成册,署名《题咏》,刊刻发行。
其中,左宗棠的序言最可玩味。曾左後世并称,二人行事却格格不入,但是,对于曾氏为人做事的用心,左宗棠却从未失去敬意,他说:曾氏一心为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铜官一战後取得功名利禄,不过实至名归,锦上添花。章寿麟救命之功固然不可泯灭,但说这是一件拯救天下的功劳,未免言过其实。一个是历史的必然,一个是生命的偶然,不应混而为一。
藉此可知,左宗棠信奉“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对当事人的微妙情感无所措意。那么,他碰上类似的事情,也会如此理性么?左宗棠一生,确有艰难困苦、十分沮丧的时期,不过,在他最“背”的日子里,有一个人,曾在物质和精神上向他提供莫大的帮助,助他渡过生命的低潮。此人即是脍炙人口的“红顶商人”、左宗棠的CFO——胡光墉(字雪岩)。在浙江剿匪,在西北平乱,在福建办船政,在每一块左宗棠的勋章上,都应刻上胡光墉的名字。很不幸,光绪十年,胡雪岩投资失误,宣告破产;其时,业已封侯拜相的左宗棠格于官商界限,无法施以援手,只得眼睁睁看着故友家破人亡(次年胡氏郁郁而终)。胡氏死後,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左宗棠说:“君父之恩,略已报矣,胡光墉之恩,未能报矣。”语毕,老泪纵横。
看来,“历史之长期合理性”并不能消解具体而微的一己悲欢。
李鸿章:教天下骂老子 老师教我起早床
咸丰三年,李文安——李鸿章的父亲,曾国藩的同年——写了封介绍信,让小李投奔曾国藩,并拜其为师,这便是曾、李二人三十年师生关系的缘起。一旦形成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这四个字便开始发挥作用;至尊不过帝王,最严不过生父,曾之于李,不啻君父。当然,这是旧社会那一套,新时代讲究个性发扬,师不师、生不生也能相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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