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他们才是应被追究的主犯。1861年,法国政府在巴黎展出“远征中国”的战利品——圆明园文物——大文豪雨果评论道:“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三十年後上演的剧本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落得个里外不是人的结局,正在此时,南京发生总督被刺案,慈禧赶紧替他找了个台阶,命赴南京查案,教案则交由李鸿章接手。其时,法、英等国不断在外交和军事上对清廷施加压力,国内舆论也渐形激烈,当此内忧外扰之际,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出谋划策,要帮政府渡过难关。其中,嘉兴人朱采的建议书尤有特色,值得介绍。
朱采的建议异乎流俗之谈,而如南粤某画报促销语所谓:“另有一套”。当时言论,多倾向于两个极端,不是悲观的求和派,就是激愤的主战派。求和,即谓无条件接受法国人的一切要求——不仅要处死“暴民”,还要指名处死幾个与此案有关的官员,此外,赔款、改约更不在话下。主战,则谓拒绝法国人一切要求,不惜玉碎。在朱采看来,求和,“亏国体,失人心”;主战,则是不谙利害,徒逞一时之气。俱非善策。他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外示和,内严备,而以众怒难犯胁之”。外示和,是说不温不火继续谈判;内严备,则谓调兵遣将、各地严防,准备打仗。这两句话的理论根据是:“能战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和”;算是车轱辘话,听上去大有道理,只是操作起来无所适从。他的意见最重要的还是末尾那句:“以众怒难犯胁之”。他说,政府应对各通商口岸所在省份的督抚下发密旨,让地方长官组织爱国民众“编造”各式各样的“讨夷公檄”,说尔等法夷在天津等地犯下“挖小儿心眼”诸般罪行,不自反省,还要“索取官长及百姓头颅以泄其愤”。我国政府“顾惜大体,仍讲和好”,但是,我辈爱国群众可不吃这一套,决“不甘与挖心挖眼之虎狼同国而居”。今已组织若干“义旅”,只待战斗在第一线的天津民众振臂一呼,我辈群众必将“约定日期,同心灭夷”!尔後,再由督抚出面安抚民意,“令众百姓无妄生事端”。云云。原来,朱采的建议乃是一个剧本,让民众唱红脸,政府唱白脸,以吓阻法国人。当然,若法国人不懂得欣赏戏剧,执意闹场,那咱也没办法,只好假戏真做,“集兵力,结民团”,大战一场了。
当政者并未采纳朱氏的建议,但是,这并不是说朱氏的建议就此湮没无闻。三十年後,政府与广大爱国群众对这个剧本稍事修改,演了一出大戏,剧情轰轰烈烈,极为可观,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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