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辽史》、《金史》、《元史》读过三遍，“其馀都只两遍而已”（《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旧时学者通读过二十四史的，绝不仅见，以此赞扬吕思勉的学问，似不足重。但是，我们先看一段当时“在史学上称王”（傅斯年语）的顾颉刚对通史撰著的评论，再看看吕思勉治史的次序，最後回过头来对他通读二十四史的事迹进行“解读”，兴许能别有解会。

顾颉刚说：“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当代中国史学》）；顾氏此语，很像一种常用的教训：先学走，後学跑。用今日的话说，叫作尊重常识。但是，常识不常，又是一种常识。即以小儿学走为譬；不难发见，小儿之蹒跚，其实是走跑兼具，孰为走，孰为跑，并不能截然划分。何况小儿并不具有清晰分辨走与跑的能力，他的走，他的跑，全凭长者定义。更何况，快走，是走还是跑？慢跑，是跑还是走？即便长者也无法一一指认。小儿成人，回首往迹，到底是先学会走後学会跑，还是会跑以後才能走得更好，一旦较真，恐怕也是扑朔迷离，难求的解。只是因着心底自以为是的仁爱与逻辑（不妨称为惰性），一代代人才会安于先走後跑的常识，居之不疑。顾氏提倡先作好“完美的断代史”，才能作出“完美的通史”，即是自上世纪初“史学革命”以至今日的常识，作者读者安于故步，居之不疑。然如前论，常识不常，不疑处乃有疑焉。

若依“常识”，则吕思勉撰著通史，应当在先秦、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诸种断代史的研究完成後，方能开展。但是，我们看他的著作系年（以出版年代为断），情形却悖于“常识”：《白话本国史》，1923年；《先秦史》，1941年；《秦汉史》，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隋唐五代史》，1959年。断代史没作出来，却先写出通史，且提早十幾年写出。那么，以“常识”判断，他的通史是否跟“完美”不沾边？是又不然。顾颉刚对民国年间的通史著作多不许可，谓“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对吕撰通史却青眼有加，赞曰：“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前後矛盾如此。然则，到底是顾氏的“常识”毫不可据，还是吕氏天资特出，不必遵循“常识”？这个是非，不可遽定，勉强要找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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