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然则,新的矛盾又出现了。究竟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前的《白话本国史》堪称“完美”,还是写成于“完美的断代史”之後的《中国通史》更“完美”?请仍以小儿学走的譬喻进行解释。小儿动作,是走是跑,何必分辨得太清楚?走与跑,自其异者视之,是两种动作;自其同者视之,则是一个方向。同理,研究断代史,固可视作为通史作准备;撰述通史,亦能开拓断代研究的思路。一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无不有渊源,有流衍。不说明渊源流衍,则断代史难称“完美”,而欲考究源自何时,流向何处,则非先对通史进行研究不可。历代之制度、学术、地理诸要务,兴废因革,时各不同,欲穷通变化,描述迁变,则非先对各代历史进行研究不可。于是,研究断代史,是为了作通史;作通史,也是为了更好的研究断代史。
犹有说者。通史虽名为通,撰述必出于作者之独断;断代虽言其断,考证仍赖乎史识之贯通。即此言之,顾颉刚之论学标准,吕思勉之治学次序,合则兼美,离则双伤。上师说法,前辈躬行,吾侪後学,正宜从此悟入。严耕望称吕思勉为“通贯的断代史家”,旨哉斯言。
大师兄是女孩子 谁家的女孩子
历史是个任人装扮的女孩子;今人多以此喻之发明权归诸胡适,其实不然,胡适从未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冯友兰“栽赃”给他的。1955年,冯友兰发表《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谓“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收入《古史考》第二卷,海南出版社,2003年);而冯氏此“论”所据“底本”则是胡适介绍实验主义哲学的一段话:“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实验主义》,载《新青年》六卷四号,民国八年)。由此可知,这个“女孩子”原名“实在”,俟经冯友兰从胡适身边抢去,则更名唤作“历史”。即今而言,其时之恩怨是非,早已化作烟云,不必一一析辨;惟“女孩子”此後之显晦荣辱、升降沉浮,则饶有趣味,值得一提。
“女孩子”一旦更名为“历史”,则胡适也好,冯友兰也好,都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继续奉行“金屋藏娇”的故事,亦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为之“装扮涂抹”。自此以後(其实,此前亦然),“女孩子”便不只是单方面“千依百顺”的“服从”,她也会对试图亲近她、掌控她的人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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