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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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了三年，老爸一死，仁宗就不客气了。怎么讲呢？高宗认为，在他治下，大清国版图扩充、人民安定，是个不折不扣“已治已安”的盛世。而实际上，自乾隆三十九年起，白莲教就一直没消停过；嘉庆元年正月初一举行内禅大典，二十馀日後，四川、湖北便发生教众暴动，其势且蔓延不止；此时前後，贵州苗疆也酿发大乱。就凭这两件大事，高宗晚年，怎么称得上“太平盛世”呢？可他偏生嘴硬，将之视为癣疥之疾，说什么“朕追随列祖在天之灵，庶无遗憾”。仁宗要是随声附和说前朝是治世，那两大股“逆贼”算怎么回事呢，难道说是自己是扫帚星下凡，一上台就把治世搞成了乱世？所以，他没办法跟他爸客气，他得撇清。

当然，要撇清，还得注意手法，毕竟高宗是他老爸，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翻脸不认人搞什么政治清算。然而，仁宗似乎也曾萌发过写一份《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念头。高宗薨，国史馆的《高宗实录》便修订完毕，请仁宗审定。其时，仁宗正为如何处理老爸的“政治遗产”——“苗乱”和“教匪”——大伤脑筋，看到《实录》里面全都是歌功颂德的肉麻话，特别生气，便想让史官修改一下。纪昀测其意，以言讽之，曰：“臣服官数十年，无敢以苞苴进者，惟戚友请臣为其先人题主或铭墓，虽厚币辄受之”；仁宗一听，想：也是啊，入土为安，人死为大，损幾句老爷子又有什么用呢。遂曰：“然则朕为先帝推恩，何不可之有？”这么一来，既推恩其父，则不得不问责其臣，黑锅总得有人背嘛。于是，有这么一段新政宣言：

“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从无经历有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总由带兵大臣及将领等全不以军务为事，惟思玩兵养寇，借以冒功行赏，寡廉鲜耻，营私肥橐”；

皇考六十年的英名总算保住了，高宗九泉之下，也应伸出大拇指赞叹一声：乖儿子。只是接下来仁宗这二十五年的天子生涯可就悬了：嘉庆九年，白莲教之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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