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式，则学堂所学无可评判；若仍迁就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士的传统，则违背了举办学堂的初衷——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举一日不除，则“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日存在。学堂生虽可获取各种现代知识，但因学堂教育并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章训练，他们去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优势，甚至可说绝无胜算。那些不入学堂、只读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学堂生更具入仕发财的机会。若真如此，那么，即使学堂硬件建设再完备，也不会吸引生童士人来就读。更何况，基于以上原因，只要科举不废，学堂硬件建设也无法完备。处此两难之际，1903年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其时，刘坤一已卒）联名奏请“递减科举”。

科举制度有两个术语，“学额”与“中额”，前者指各省府、县入学的名额，後者指乡、会试中式的名额，略与今日各级学校招生定额相似，然其数量较为固定，决不轻易增减，遑论大量“扩招”。张、袁之意，欲令各省学政及乡、会试的学额“分三科减尽”——以三年一科计，将耗时九年；而将这些学额全部置换为“学堂取中之额”。此後，“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个方案若能实施，则上文所述科举与学堂之矛盾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即欲逐步废除科举；盖学额减尽之後，人才进退俱由学堂，科举不过徒存虚名，不废亦废矣。张之洞致书张百熙，尝对此一方案进行“自战解说”，他说：“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

奏折递上，奉上谕：“交政务处议奏”。然王文韶此时犹在政务处，“议奏”而无下文，不问可知。

1904年1月，心有不甘的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奉上谕：“著自丙午科（1905）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後均归学堂考取。届时候旨遵行”。时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细读上谕，却又发现，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话，是好消息，说自明年起递减科举学额。第二句话，是坏消息，虽然递减科举学额，但并不同意将递减出来的学额立即转移到学堂，而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後，再行转移。问题出来了。如前所述，科举不停，学堂不兴，二者间存在一个明确的逻辑联系；谕旨却说只有学堂“一律办齐”，才考虑停止科举、转移学额，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开涮么？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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