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还在实践着这种观点。
所以毕业前在我打工的那家舞厅里,我便时时见到她们的身影。
憨哥你知道,读大学的时候我的确很穷。象我们这种徒有一身蛮力的乡下孩子蒙蒙懂懂地钻到大城市里除了惊慌失措外剩下的便是挨饿。为了填饱肚子,我卖过方便面、内裤和小锁,昧着良心买一桶绿漆将上届师兄们扔掉的暖壶壳油刷一新,装上瓶胆后当新产品出售给小师弟小师妹;也曾在超新生入学的时候,利用省城人对文化人天生的信赖感,将学生证作抵押,贩一批黄书包到处叫卖;也曾借助毛老人家的余威,租一块傻瓜相机胡乱咔嚓一气,将老人家伫立30多年的挥手致意的光辉形象与或男或女或老或少的人生拉硬拽到一起,扣除胶卷、电池、冲扩费每卷平均净赚15元;也曾在公寓里客串过服务员,洗洗涮涮间在兄弟们的被褥上发现许多可疑的痕迹。而到离学校不远文东路上的那家“丽都”歌舞厅干侍者兼保安,则是我上学时最后的打工活动了。
八十年代中后期,如同在冬蛰中醒来一样,这人、这城市、这世界都在狂躁地拼命吸吮着来自大洋彼岸的各种东东,不管是鲜奶还是脓包。课堂上,老师讲课时如果不提及米兰。昆德拉,便会因其不知“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没人洗耳恭听;在同学相互交谈中,如果没有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梦的解析、性的起源,没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便没人理你这个“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那时候我们就读的那座城市大街小巷不但星罗棋布着补鞋机、水果摊、烧烤摊以及小饭店,而且已经悄悄地冒出了舞厅、酒吧、卡拉OK、咖啡屋等供有钱有闲人消遣的场所,只不过因为我们口袋里没有充足的“子弹”消费不起,于是便一叶障目通通归入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系列,大加鄙视而已。仗着自己的小个头、小模样还说的过去,同时还会拽两句洋文,毕业前三个月,我毛遂自荐到那家常有国产鬼子和洋鬼子出没的“丽都”歌舞厅干了侍者兼保安。
那是一春风沉醉的的晚上。教学楼前的紫荆花不舍昼夜,黑咕隆咚中照样开得灿灿烂烂,操场上、花丛里,学生恋人们大多在搞最后的吻别。学生公寓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夹杂着几句中气十足的叫骂声,三五个酒瓶子从五楼上掼落到到水泥地上,一阵响亮的脆响后,有人惨叫着捂着被飞溅的碎玻璃划破的脸,对着楼上愤怒声讨――这一定是应届毕业生们在借酒抒发离别之意和不舍之情了――反正郁郁葱葱的一个校园仿佛笼罩在一片伤离别的氛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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