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方法,但由于它与“三自一包”同出一穴,都是通过现实的“自”和“包”去强化个体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反对多年来已被证明错误的却又一直被坚持的“大锅饭”、“一拉平”。这就触及了十分敏感的所谓“上层建筑”的问题,触及了当前政治思想领域中上级领导曾经唯心地一直坚持肯定或否定了的一些问题,就必将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甚至会招来全盘否定的灭顶之灾。对待这种新生事物,他感到不能宣扬,只能加以保护,并让它进行局部的实践和试验,最后让事实说话。他相信实践识真理,而真理的力量永远是无穷的。一个生产队能影响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能影响一个公社,一个公社能影响一个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社会!
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天之后,人们还是知道县委范书记来过翻身生产队。有人说,见到他曾在田埂上走了几转,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有人说,见到他走进农家,曾尝过社员蒸的甜糕和煮的汤圆;又有人说,他曾经向织藤椅和织鱼网的社员问过销路,讲过价钱,算过他们的收入,还夸他们的手艺好,质量实在。但是,生产队长李素琼和大队书记易天华却都不知道他的到来,也没有见到他。不过,他们从社员的口中知道,县委范书记一直是很高兴的。看来,上级领导不会批评他们。
一个新的生产管理方式在岭塘大队实践着,并且,迅速向附近的一些大队和公社扩展。有些一直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队小队也自然地在不同程度上多多少少的开始搞起了“资本主义的门道”。但是,由于上级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政策规定,所以,经过一年两造,各地的情况就产生了许多变化。
例如分给社员养猪地,上面没有明文规定准不准分,或该怎样分,分多少,但社员却一致要求要分。因此,各个生产队便各有各的做法。有的队分给社员水稻地的,也有分给旱地的;有的队暗中分多点儿地的,也有相对分少了地的。但不管怎样分,毕竟社员每户除了自留地外还有一块猪地,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增多了。于是,就像鸟儿有了自己的窝儿那样,它们开始认真营造自己的小窝,因为那儿才是他们自己的天地。不少社员总是先自己地里的,然后才是生产队的。有些社员分到了猪地又不养猪,或只是养小猪,但用猪地去种菜种薯苗搞买卖。因此,即使是农忙季节,队上的活儿既做不好也抓不紧,出工的人稀稀落落,以至常常误过了农时。由此,许多生产队长急得天天都要骂娘!
又例如搞副业,有的生产队把上交的副业款定得高,也有的定得低;有的副业户规规矩矩按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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