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摆满了酒瓶,像坐在弹坑里,又像坐在莲花宝座上。空气中弥散着甜甜的酒香。
我,我……
不要说话,老兄,听我说,听…我…说。来,请坐下。一个人喝酒怪无聊的, 请您喝酒,红的白的啤的随您意,给您杯子。您来过这儿吗,当然,这并不要紧。他们管这儿叫三国城,天知道这儿为什么叫三国城,能在城里接待您是我的荣兴,我们相遇的机率比北极熊遇见非洲狮子要低的多了,我可以向您讲述三国城的由来吗?您可能认为我是个饶舌的人,这我可没有办法,那是您的权利,您不点头也没有摇头表明您同意了默认了。我是个文化人,不会向您兜售黑段子黄段子的,我在名校中文系毕业,当年的高才生,通读过《二十五史》,对古汉语颇有兴得,我的理想是成为国学专家,后来阴差阳错成了小公务员。公务员您知道吧,就是被单位里所有人小张小李小什么乱叫呼来喊去的小角色,在部队里这种人叫新兵蛋子。新兵蛋子,形象极了,可以踢来踢去的球,生动极了。后来读果戈理的书,惊得我从椅子滑到地上,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何以能知道百年后中国公务员的事情,太神了。
他约有四十五岁,眼睛黑红,已经喝醉了。我对他的印象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我告诉他我首先要谢谢他的酒,我很愿意做一个好听众。他笑了起来,说我很直率,要是我们在火车上最好是京广线上碰见就好了,我提醒他现在火车已提了六七次速了,他说他知道。我不知道他究竟知道什么,但我知道我只能做一个好听众了。
我是有爱心的,我怜悯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我身上总是带着零钱,看到乞讨的我都会摸出一块两块来,给出钱就是给出爱和温暖。据说乞丐也有真假,但我不管,我喜欢他们,帮助他们,我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自豪感,正是这一点支持我活了下来,而且活到今天。有一回,我孤身一人在上海,从旅馆出来时,身上只剩三块大洋,要是我找不到四眼—我的同学,我只能乞讨回家,但是,当我看到第一个乞丐时,我便毫不犹豫地把三块大洋全部给了他,他比我更需要,不是吗?我痛恨电台报纸,它们把普通人醉酒偷情赖账纠纷之类的小事大肆宣扬,对大人物总是闪光灯下的开会调研考察,为什么不报道他们喝花酒嫖妓女收黑钱的丑态呢。我们的同胞有两大特点,说谎和推诿。说谎脸不红,假话都说惯了,说真话,你……除非你是老百姓。听说外国有人专门研究国人说是和不是的真实意图,他们能研究出什么,我们都分辩不清,他们永远也不会懂。推诿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总能把责任推的一干二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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