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多，他给父亲写信时告诉父亲妈妈病重，没有提母亲去世，并且说的更多的是好消息，比如他应宗教音乐会之邀写了《巴黎交响曲》等。过了时间不长，格林先生来找他，婉转地告诉他在巴黎可能没有什么希望了，他给莫扎特的父亲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的儿子过于老实，不够活泼，又太爱幻想，也太不懂成功之道。因为在巴黎，无名之辈是难以立足的，尤其在一个卑鄙小人飞黄腾达的国度里，你的儿子根本就吃不开。”确实如此，即便是在现今的巴黎，一个人想要成功，能力常常却是其次，而更多人是靠更为全面的手段和各项交际的能力，在巴黎要想真正完成一番事业而成功的人举步艰苦，如果他有高尚的品德，就更难能可贵。

格林先生为莫扎特买好了车票，但是莫扎特不愿意离开，他认为自己应该留在巴黎，如果那样的话，他“不会比皮契尼（见注）差”。另外莫扎特还有几个曲子钱还没能拿到，但格林先生给他预定车票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莫扎特带着无奈、伤感和失落，离开了曾经使他荣辱共享、爱恨交加的巴黎。

巴黎是莫扎特的伤心地，莫扎特上车后虽然发现格林先生为省钱给他买的是慢车票，他在途中因食宿还要花更多的费用，但莫扎特在巴黎的境遇，相比多年以后一位来自中国的音乐家的遭遇，算不上是凄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一位中国名声赫赫的民乐演奏家远赴巴黎，在巴黎举办的音乐会相当成功。但他没有想到热情过后的实际生活，巴黎的侨界对他留在异常冷淡，他又不忍舍弃所钟爱的专业而另图发展。但他的性格又不忍耐华人乐团的“廉价使用”。这位已年近不惑的演奏家，朋友寥寥，语言也不通，逐渐地衣食无着。他一开始住在教会免费的公房里，后来住期已到，只能与流浪汉为伍，他流落在地铁卖艺，吃过街上的赊饭。他在巴黎呆了十年，有一大半时间被收容在精神病院。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这位先生出国时所在的中国著名的民乐团来巴黎演出，当金色的大厅里响起中国民族的乐曲时，他在大厅外久久地徘徊，最后终于下决心抛开那几乎已经不复存在的自尊，他走进了使馆。最后几经周折，终于回到国内。经办此手续的使馆的老师和我谈起，说他回国后举办的几场音乐会都非常成功。这位老师回国述职时，他们又相见，离别续旧，谈起巴黎，恍如隔世。2003年我回国开会，向同学问起这位长辈，同学竟然说他已于在三年前病逝，得的病竟是忧郁症。我想肯定是巴黎的悲怆让他终生失落，即便国内的激扬也摆不掉他梦中早已刻骨铭心的痛苦。巴黎的创伤是抹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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