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想、修改。营销计划涉及到的子计划太多，分析出一个数据需要非常周详的计算。我完全没想到柳胖子做起事情来如此玩命。

偶尔也和他下下围棋，喝点小酒。我对北京的印象不好，多半来自于那年和热裤萧萧缠夹不清的关系。心里只埋怨着柳总能快些把这计划做完回成都。

李经理小心翼翼地维持北京公司运转，私下对我说我们联手做北京吧，我隐约知道李经理非常想念他四岁的儿子，盼望着有人能顶下北京公司的经理，何况从国有企业出来本意是挣钱，显然公司的薪水和提成比预想中要低。

客观地讲，与同类制造业公司相比，嘉熙公司的薪水在成都算很高了，成都市的农林加工企业的平均工资不过八百二十多，嘉熙多了一半多。来自丘陵地区的农民已经非常满意了，但对于过惯了安逸日子的大多数成都人来说，则当然感觉薪水和辛苦程度不成正比。北京工厂的工人都是从成都总公司调过来的子弟兵，抱怨着北京的干燥、寒冷和没有辣椒，工人们把麻将和长牌带到了北京，但是不能把四川阴翳的天空和湿润的空气带过来，也不能带来家制豆瓣和冬季满山的嫩绿。于是，大家心安理得地期待高薪。

陈盛在离开北京之前让我们郑重考虑人才本地化，这样可以避免额外的高薪和驻外补助与探亲差旅费。刘禾很想赞同，看到柳总强烈反对，没有发言。我的观点是用北京本地人薪水高外加三金同样不低，外加很难保证8小时的基本工作时间，而用外派人材可以住在公司保证12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私营公司的生产力来自良好的有效工作时间管理。柳胖子对我的发言很满意，认为我有理有据，而且在关键时刻能顶住陈盛。我说是对事不对人，我能顶陈盛也同样能顶你。

柳总嘿嘿笑着说，我不要应声虫，我不要马屁精，你怎么顶我都没关系，不过你不能再人前人后的叫我柳胖子，就好象我是那种脑满肠肥的奸商，我可是阳光灿烂、一心进取、十分敬业的企业家。

柳胖子想了想说，你实在不顺口，在非公开场合你可以叫我柳胖胖。

北京的工作生活象是明前的新茶，说起来不错，喝几口就没味道了。周而复始的工作、睡觉、下棋、吃饭，在简单中不断重复单调。直到柳胖子闷在办公室接了两个小时的电话。

那天，我刚从《时尚》回来，就听到柳总关在小办公室中在电话中大吵：“你们怎么做事的，明明答应好了，让我怎么工作，不工作了。”

我推门进去，房间里烟云缭绕，柳胖胖一脸酱紫，怒火中烧。见我进来，柳胖胖一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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