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个充满了内疚和悔恨的眼神都没有施舍给我，于是本开想提醒即将出门的红裤头脑子上还套着一个红色的内裤，不适于出门，但看到他们的这一态度后，我彻底放弃了一个做好人的念头。

王琢看到他们走出门以后，也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向她的房间走去。

“不想说点什么吗？”

“客厅一会我会收拾的！”王琢不在乎的说到，然后转身再次向房间走去。

“还有那？”

“还有什么？”

“你可以带你的朋友来这里，但麻烦你挑个正常的时间、正常的地点、找个正常的人，在这里玩摇滚！你是不是想为这个小区的非正常死亡率提高几个百分点啊？还有麻烦你的朋友下次不要套着个红色内裤就出门！我不希望左右邻居都误会我有特殊的嗜好。”

“你懂什么？他们都是行为艺术家！我们玩的是行为艺术，刚才的那个哥们是个才子，不仅会写歌，还会做诗，刚才的那个主题叫红色的窒息，表达了一种对民主的渴望。”

说实话，对这些所谓的行为艺术、行为诗人，我还是略知一二的，当初刚上大学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文学社里的女孩子颇有些姿色，并拿来一些《致槐树》一类的诗让我看，于是我心动了。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加入了文学社。

事实证明像我这样的理想主义者通常都是傻逼。当我发现上当的时候，已经悔之晚矣。他们为了拉拢我一心一意的为他们卖命，便封了个理事的差事于我，就是给活动筹钱的那一种角色。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我的确是一个傻逼。筹钱倒不是件困难的事，改革开放初期傻瓜很多，而我并不是其中出类拔萃者。我手握着骗来不久还有些热乎乎的十元钞票，语重心长地教导面有菜色的女诗人和作家们：作一个文学工作者难，作一个女文学工作者更难，首先长得要对得起人民群众，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再用亚非拉的面孔来糊弄老百姓已经是行不通的了；其次要有好身材，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没身体怎么革命？最不成了，也得蒙着脸，学几句汪国真，诸如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内裤更短的裤。

当然，我也在写诗，一个人在长青春痘的时候不写诗是不正常的。起初我的笔名叫“残花”，为的是模糊性别多骗些稿费。社员们不同意，一致认为这个笔名含有性虐待的意味，同社会主义精神文建设背道而驰。社长打了个折中，既尊重了群众的意见，又保护了我的工作热情，把我的笔名改作“败柳”。这总能使人联系点什么病来。后来我写不出好诗，究其根源就是这个可怕的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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