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

>缺乏暴力投诉和咨询服务机构，以及警察对家庭暴力介入和制止的不力，等等，是发生“以暴制暴”悲剧的社会防范体制缺失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尤其是亲友）固有的对待配偶暴力的观念，以及在这种男权观念支配下对配偶暴力超常的容忍，和对受暴者处境的冷漠与不助，是围城内的暴力得以持续并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及两个最能帮助杨秀秀免遭暴力的人：一个是杨秀秀的婆婆，她对儿子打媳妇，不仅感到高兴，还认为这是儿子有出息、有能耐的表现。另一个人是她的父亲，这位教师，虽然提议女儿到公安局去“备案”，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付诸行动。并且，他还有一个观点，如果女儿在家里游手好闲或者在外头找了别的男人，她丈夫打他，就是应该的。就后者来说，杨秀秀本人对配偶暴力的性质，还存有模糊认识。她认为把挨丈夫打的事说出去“寒碜”，家里的事外人谁也管不了。她还把解决自己受暴的事当成了丈夫家和自己家之间的私事，简单地靠比较两家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事情最终的结果。法律知识的欠缺，也是杨秀秀错过解决问题良机、最终杀夫的一个原因。她错误地认为只要丈夫不同意离婚，就是到法院也离不了，从而轻易放弃了通过离婚结束暴力婚姻的机会；她也想过寻求公安机关帮助，但是，由于对社会和法律支持存有疑虑，以及害怕报案后解决不了问题，反遭丈夫打击报复，以致自己性命难保，她最终没有采取上述合法的借助公力的救助手段。

叙述人于淑芬

访谈人张捷明

访谈时间2001年3月15日访谈地点辽宁省女子监狱

录音整理张捷明

文稿编辑薛宁兰于淑芬，32岁，农民，文化水平小学三年级。在10年的婚姻生活中，从生女孩开始，就受到丈夫歧视，多次遭到无端殴打。1996年春节期间，当丈夫到娘家寻衅滋事时，她顺手用木棒子把他砸死；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8年9月减刑至无期徒刑，2000年再次减刑为有期徒刑17年6个月。

咱俩是自由恋爱的

1986年我17岁，他19岁的时候，咱俩结婚，开始了两人的生活。咱俩是一个村的，咱家是从黑龙江返回的，家庭挺困难，跟他处对象的时候，他人品挺好的，也能干，所以就跟他结合在一起了。结婚时，婆婆家啥也没有，婆婆给了10块钱，让买锅碗瓢盆。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家庭条件虽然说困难一些，只要人能干，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结婚没多久，咱们就从婆家搬走了。婆婆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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