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干嘛不上诉?”
宣判完我就回看守所了,高院来复核时,问问题我拒绝回答。那时,对死我没有恐惧,杀了人,死就死,再去监狱坐那么多年牢,长痛不如短痛。人家说:“就算你不上诉,我们也要复核。”后来他们问了几个问题,问什么我就说什么。第二天律师就来了,我们单位还有居委会的400多人写了联名信,大概意思是说,我在工作、在家庭,都是个特别好的人,生活中受他的虐待,是激愤杀人。人家说的都是具体事情,什么时候看见他打我,邵平到单位里打过我两次,一次我在传染科,他去找我要钱,我没给,他就打;另一次我在内科,忘了是为什么,反正是让我回家,我说我正上班,不能回家,他认为,我让回你就得回。我不回,他就又揪我的头发,往外拖我,当着那么多人面打我。所以,我出事后那么多人帮我,他们都是亲眼看见的。我也是有工作的人,有工资,不是家庭妇女,他这么打我,我心里特别不平衡。现在我最牵挂的是孩子,自从出事那天到现在,六七年了,没见过他,他爷爷把他领走了。7岁之前,他一直生活在城里,说啥都能满足,7岁后突然去了农村,孩子上个厕所都不习惯,他爷爷那个村还特别穷,孩子怎么能适应?
我还有17年的刑期。1996年判我死缓,两年之后改为无期,2000年12月改判为18年。我妈常来看我,我最后悔的是牵连我们家,花了他们多少钱,把我娘家害苦了。
敖毅说:他们家也够可怜的,她公公70多岁了,还得供孙子上学,在那个贫穷的地方,把孙子供到上初中,很不容易,全家人得全力以赴。敖毅往那个村子跑了好几趟了,她想把付梅英的儿子领来,让她们母子见一面,但很困难,孩子的爷爷一直告诉孩子说:“你妈死了。”敖毅说,再做做工作,争取“六一”节能让孩子来一趟。付梅英知道这个消息后买了一斤毛线,想给孩子织件毛衣:“这么多年,对他没有照顾。”说这话时,她低下了头。监区警官白队长是付梅英的直接领导,她说,付梅英表现非常好,在我们监区是数一数二的,比较能吃苦,也能看得开。我们监区,像她这样文化程度的不多,她现在做统计,生产上的报表都是她做。2000年她获得了“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所以才给她减的刑。这个积极分子是自治区一级的,整个内蒙古第一女监600多人才有5个名额,只有平时长期有好的表现,才能获得这个荣誉。白队长表示,若是敖毅把孩子领来,她们一定积极配合,让她们母子好好团聚。
后记:敖毅最终没有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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