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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方回来后,他打骂我成了家常便饭。我在面子的驱使下,总是对他说:“你小声一点,不要被别人听到。”当时我也知道有妇联,有派出所,但是,当时法律上还没有规定家庭暴力问题。我们学校附近有一个妇女,她丈夫是一个司机,经常打她,妇联和派出所都管不了。所以,我就决定和学校领导讲。但是领导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根本不听,他的脾气很暴躁,连校长都敢骂,他就是个这样的人,在那里称得上是个小恶霸。没有办法,我又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就去告诉他的家里人。他自小母亲就死了,只有一个父亲,他家是农村的,父亲是个农民。他有一个哥哥,是我们那里报社的副主编。有句老话,“长兄为父”,我就告诉了他的哥哥,请他哥哥教育他。当着我的面,他哥哥还是教育过他,但还是没有用,否则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我之所以没有去妇联,一是面子问题,我们那里是地区妇联,如果我到妇联去说,大家都会知道了。二是我觉得,妇联同志的水平和我们学校领导的差不多,学校领导说了也没有用,妇联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我吃的就是重面子的亏。
他打我最厉害的那次,是在1995年的4月24日他每次打我都没有什么原因。如果我有过错,打了我,我也没有什么话讲,因为每次打了我后,我找领导谈,他每次都是否认,不承认打了我。他在别人面前都说:“我怎么舍得打她呢?”他都是对别人讲:“是她自己撞伤的。”我们校长找过我两次,他说:“我跟你讲,如果我跟你丈夫做思想工作,他对我说,校长,我错了,我下次不打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好做他的思想工作,但是他就是讲,他根本没打你啊!你说我还怎么做他的思想工作?”我们校长只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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